漂泊

自十九世紀中業之後，歐洲各國以中產階級為政治、經濟、文化主幹的社會型態便大致底定。 在經濟上，中上階級累積起龐大的財富，除了衣食溫飽之外，資本主義體系為了刺激消費，將所謂的「身外之物」都賦予象徵地位、階級、品味等等的附加價值，以挑動富人無止盡的渴望與追求。 以豪華的居家排場來炫耀財富，是這一時期歐洲中產階級的共同生活信條；從家中陳設擺置，休閒活動行程，乃至於社交生活的經營，都是他們對同儕展示財富、地位與品味的主要舞台。



而在社會規範於價值上，以中產階級為主力的歐洲國家開始有系統地將革命以降慣常被視為「暴民」的中下階級加以馴化與區隔：一方面將勞動生產力高的工人納入主流社會價值體系，提供這些工人剛好足以維持溫飽，不多也不少的工資，讓他們永遠維持在清寒卻不貧困的物質生活，便不至於對資產階級產生過度的不滿，並同時屆擴大教育、文化、休閒、參政權等社會改革，將這些勞動者馴化成「安分守己」、「自尊自重」的「工人階級」；而藉由馴化工人階級，資產或中產階級也同時將社會中生產力與競爭力較低的人員從馴良的「工人階級」或「中下階級」區隔出來，慣常對他們貼上酒醉、腐化、污穢、墮落等等標籤，然後將他們完全逐出主流社會空間。可以說，在當時歐洲資產階級社會的思維裡，某種形象安全的「窮人」是有必要存在的；主流中產階級眼中「勤奮向上」的工人階級，不僅是企業中為資產階級賺取龐大財富的必要勞動力，窮人對於中產階級物質生活與社會地位的羨慕與追求，也為中產階級帶來無上的優越感。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工業社會的主流論述慣以表面上機會開放，「只要努力，人人皆有出頭天」的神話為誘餌，一直很樂於製造這類「窮人努力向上，終於成功地在主流社會立足」的少數勵志楷模。反之，另一群對於替資產階級累積財富並無幫助，或者根本就不願認同其道德規範或新基督教價值觀的窮人，就慣常被主流社會視為洪水猛獸，不斷地加以污名化，並透過國家公權力，加以嚴密監控，甚至掃蕩。中產階級如此戮力打造以自己的利益與價值觀為中樞的社會，從當時歐洲各國同時進行的首都改建工程中展現得最是明顯。當時歐洲各國最重要的建築與社會工程，便是十九世紀中葉起，各國對於首都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造；其中最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拿破崙三世統治的第二帝國時期，由建築師郝斯曼（George Eugene Haussmann）設計，於1851 年開工的巴黎改建計劃。



十九世紀中晚期歐洲國家的首都改建計劃中，有一最大共同特色，就是徹底掃蕩貧民窟。巴黎改建計畫的重點，就是將原本市中心照明不佳，死角滿佈的陰暗胡同打通，開發成為筆直寬敞的林蔭大道，成為都市現代化的核心，可說是十九世紀歐美都市改建的最重要發明。沿著林蔭大道佈滿許多在法國大革命後，由前宮廷畫師，工匠，廚師等所開設的各種精品店、餐廳、咖啡館等，提供社會新主力，也就是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消費。此外，林蔭大道也多半通向新建的國家博物館、美術館、歌劇院等高級文化機構。新建的廣場與公園林立，成為民眾聚集休閒的公共場所，市民的主要活動空間從室內移向戶外，言論行動多在公共空間中受到彼此規範約束；再加上十九世紀才被大量使用的街燈，使所有不受主流社會規範接受的舉動，即使在黑夜也無所遁形，充分展現大革命「啟蒙除昧」的理想。大道盡頭的凱旋門，更是帝國輝煌的重要象徵，讓人從遠處便可瞻仰國家／帝國的威嚴；整個巴黎城錦繡般的繁華景觀，令所有往來者望之也畏，不禁臣服於帝國腳下。



這樣的都市設計背後有重要的政治考量：法國大革命及 1848 年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起義時，貧民窟和周圍的陰暗巷道本是革命起義者最容易藏匿突襲的所在。這些死角在被打通改建成林蔭大道後，整條道路完全敞開，讓行人對街景一覽無遺，再也無法「藏污納垢」。林蔭大道筆直寬闊，便於車輛快速行駛，因而即使城中發生暴動，國家也能以最快的速度動員軍警進入市區鎮暴。除此之外，都市改建的龐大工程也需要雇用大量人工；巴黎改建計劃進行的高峰階段，市內有五分之一人口成為該計劃雇用的人力。這樣一來，原本處在社會底層，一無所有而滿腹牢騷的窮人，有了工作和微薄收入後，對統治者的不滿明顯降低，起義暴動的動機也減低許多，可以說藉著雇用社會底層人民來打造這個現代都市空間，不但在最後效果上使國家機器便於對人民管理監控，並且透過國家主導的教育、藝術與文化機構，傳遞國族意識，將原本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階級衝突轉變為對新興國家／帝國上下一心的效忠景仰，可說國家在打造首都新形象的過程中，將原本統治者眼中的「暴民」馴化為具有生產性的勞動力，對統治者來說可謂一舉數得，使這項計劃成為都市現代化的典範，自從1880年代以降，這個模型開始被大量仿效，成為世界各地諸多大型都市的現代化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