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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封筆後台灣開壇：人文的失落令我憂傷
世界如此大，文化的土地卻不大，余秋雨為此感到憂傷。2004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的題目是：“全球化趨勢下的文化權力與文化自由”，人文的失落、文化的失落與文化的衝突，既失落又衝突，該怎麼辦？成為世界各國學者們關心和思考的問題。
走出學術的城堡，余秋雨近日以此為主題在台灣舉行演講，評述了傳統文化的現狀和記憶文學的人文價值。
“秋雨”背後的人生記憶
對於記憶文學《借我一生》在文壇所引起的強烈反響，余秋雨著重對記憶文學的概念作了闡釋：“記憶文學，我把記憶與文學這兩個字分開來談。誰都有記憶，但我們都忘了一點，我們的記憶往往發現到最後不是自己的記憶，這讓很多人很驚訝。我們的記憶往往被一種特定的社會思潮、特定的公共話語所左右，好像是我的記憶，其實和自己的生命底層關係並不大。”
“記憶文學四個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喚醒個人記憶。說它是回憶錄又不太對，因為很多關鍵我沒寫，例如怎麼考大學、談戀愛的過程，我只是記錄下片段情感；而若又要說是小說，它又不虛構，全部是真實的，所以組成了比較特殊的文體。”余秋雨對記憶文學作如是說。
為什麼這麼倡導記憶文學呢？其實余秋雨是想引導讀者將自己的記憶真正喚醒，從中就可以知道普通的中國人在二十世紀的生態。余秋雨強調，把文學兩個字放在記憶上，並不是有很多虛構。虛構確實是文學非常重要的特徵，但不是主要特徵。“我讀了好多文學書，再加上本身從事文學藝術工作，我把記憶做了文學化的選擇，文學化選擇就是更走向感性。”
余秋雨舉例說：“我的名字‘余秋雨’應該取得不錯，這個名字似乎有點意境，卻是由不識字的祖母所取的，秋天下雨所生的孩子，隨口一叫就是‘秋雨’，不識字的人取了個好名字，這是第一點有趣的地方；第二個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都不知道祖母叫什麼名字，連我爺爺也不知道，以前的女人嫁到夫家，就直接冠夫姓，祖母姓毛，就叫‘余毛氏’。她給我取了這個名字，我透過寫作讓許多人知道，並享受她的智慧成果。”
“還記得祖母晚年腰酸背疼時，我們會幫她敲背，每敲一次背，就講一個鄉村常用的女人名字，我們希望能從祖母的表情竊知其名，但一年年下來，講了幾萬個名字的排列組合，祖母表情依舊穩如泰山，無法得知其名。”余秋雨回憶道，“祖母所取的名字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因為裏面牽連到一個女性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強度，又牽涉到一個哲學與社會科學無法回答的秘密，這個人生之謎最好放在文學當中，這些也都充滿文學意味。”
文人到哪去了？
余秋雨在他的《山居筆記》裏的一篇文章《抱愧山西》，講的是清代大概從康熙皇帝開始，山西省一幫商人曾經創造過驚人的財富，但沒有文化資源，文人、思想家出來為這個富可敵國的財團提供有關經濟學的幫助，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態、目標，及自己的人文價值，結果就產生了內在的矛盾，再加上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種種原因造成這些山西商人破落得非常悽慘。
這個反面的例子可以說明，不論你有多大的財富、勢力，如果沒有足夠的人文資源，生存狀態將會產生嚴重的失衡，失衡造成衰落，衰落到破敗，破敗的結果比沒有發生過這種財富奇跡的地方更為貧困。
在這個現象上余秋雨看到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中國文人到哪去了？他說：“就是如果沒有人文堅持，無論是個人或企業，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處於什麼狀態，最後都進入到文化意義上的‘喪魂落魄’，魂和魄都沒有了。”
“我們所說的人文，往往都是靠某種個人修養、教育背景、審美情趣來制約，這不能成為公民社會的普遍秩序。”余秋雨認為，沒有必要回到貧困的時代，因為貧困會製造大量的邪惡，但是當富裕起來時，如果沒有足夠相映襯的東西作精神平衡時，事情就可能會比較麻煩。
“一個王朝的背影”和代價
沒有人文準備是一個方面。到了近代，中國社會雖富有但開始了劇烈動蕩，中國文化的力度埋沒在塵土下已太久了。余秋雨曾經寫過其家鄉余姚的幾位思想大師，從王陽明到黃宗羲，比較具有力度，不過最後還是於事無補，因為明代產生了一種流氓政治；清代又由於滿族與漢族間的族群分裂，產生了很多災難，導致中華文化的整體力度慢慢地走向黯淡。
很多年前余秋雨講過一篇關於清朝的文章《一個王朝的背影》，這篇文章產生一個結果，“有人說我是清宮電視劇的始作俑者，清宮電視劇寫得很好，但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大家突然感覺到中國文化確實走上宮廷權術之路，而宮廷權術的時代絕對不是文化昂揚的時代。”余秋雨說，在清代中國文化的力度已不夠，乾隆皇帝想彌補此缺憾，編了四庫全書，儘管非常宏大，但此總結性的東西不足以產生往前走、創新式的力度。中華文化走到清代、走到近代，已失去它的力度，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狀。
若用文化的語言來說，經濟建設往前發展，但文化的破壞機制力量大於建設機制。“文化的建設成本很高，例如考察與中國文明同年齡的古文明，首先得冒生命危險到中東、北非、中亞、南亞，這成本很高的，對我來說，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我太太每天在家裏哭，擔心我的生死。”余秋雨直言其為考察文化而付出的代價。
余秋雨認為，之所以造成目前中國文化現狀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我們缺少西方在經濟跨越與時代轉型時的精神文化準備，這個準備我們幾乎一個也沒做；第二，中國文化到了清代與近代時，其實已經失去它的活力；第三，整人文化與虛假文化大行其道，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使我們新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企業活力造成非常大的損害，正面的東西沒有積累，反面的破壞力卻非常強大，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優秀、成功、傑出，等去吧！
“我所謂的‘憂傷’正在於此，因為它來得遙遠，且根深蒂固，這一切都不是能靠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改變的。”因此，余秋雨才不斷要呼籲：重新打理文化基座，才可能使我們的社會更有希望。
來源：新聞午報
世界如此大，文化的土地卻不大，余秋雨為此感到憂傷。2004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的題目是：“全球化趨勢下的文化權力與文化自由”，人文的失落、文化的失落與文化的衝突，既失落又衝突，該怎麼辦？成為世界各國學者們關心和思考的問題。
走出學術的城堡，余秋雨近日以此為主題在台灣舉行演講，評述了傳統文化的現狀和記憶文學的人文價值。
“秋雨”背後的人生記憶
對於記憶文學《借我一生》在文壇所引起的強烈反響，余秋雨著重對記憶文學的概念作了闡釋：“記憶文學，我把記憶與文學這兩個字分開來談。誰都有記憶，但我們都忘了一點，我們的記憶往往發現到最後不是自己的記憶，這讓很多人很驚訝。我們的記憶往往被一種特定的社會思潮、特定的公共話語所左右，好像是我的記憶，其實和自己的生命底層關係並不大。”
“記憶文學四個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喚醒個人記憶。說它是回憶錄又不太對，因為很多關鍵我沒寫，例如怎麼考大學、談戀愛的過程，我只是記錄下片段情感；而若又要說是小說，它又不虛構，全部是真實的，所以組成了比較特殊的文體。”余秋雨對記憶文學作如是說。
為什麼這麼倡導記憶文學呢？其實余秋雨是想引導讀者將自己的記憶真正喚醒，從中就可以知道普通的中國人在二十世紀的生態。余秋雨強調，把文學兩個字放在記憶上，並不是有很多虛構。虛構確實是文學非常重要的特徵，但不是主要特徵。“我讀了好多文學書，再加上本身從事文學藝術工作，我把記憶做了文學化的選擇，文學化選擇就是更走向感性。”
余秋雨舉例說：“我的名字‘余秋雨’應該取得不錯，這個名字似乎有點意境，卻是由不識字的祖母所取的，秋天下雨所生的孩子，隨口一叫就是‘秋雨’，不識字的人取了個好名字，這是第一點有趣的地方；第二個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都不知道祖母叫什麼名字，連我爺爺也不知道，以前的女人嫁到夫家，就直接冠夫姓，祖母姓毛，就叫‘余毛氏’。她給我取了這個名字，我透過寫作讓許多人知道，並享受她的智慧成果。”
“還記得祖母晚年腰酸背疼時，我們會幫她敲背，每敲一次背，就講一個鄉村常用的女人名字，我們希望能從祖母的表情竊知其名，但一年年下來，講了幾萬個名字的排列組合，祖母表情依舊穩如泰山，無法得知其名。”余秋雨回憶道，“祖母所取的名字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因為裏面牽連到一個女性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強度，又牽涉到一個哲學與社會科學無法回答的秘密，這個人生之謎最好放在文學當中，這些也都充滿文學意味。”
文人到哪去了？
余秋雨在他的《山居筆記》裏的一篇文章《抱愧山西》，講的是清代大概從康熙皇帝開始，山西省一幫商人曾經創造過驚人的財富，但沒有文化資源，文人、思想家出來為這個富可敵國的財團提供有關經濟學的幫助，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態、目標，及自己的人文價值，結果就產生了內在的矛盾，再加上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種種原因造成這些山西商人破落得非常悽慘。
這個反面的例子可以說明，不論你有多大的財富、勢力，如果沒有足夠的人文資源，生存狀態將會產生嚴重的失衡，失衡造成衰落，衰落到破敗，破敗的結果比沒有發生過這種財富奇跡的地方更為貧困。
在這個現象上余秋雨看到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中國文人到哪去了？他說：“就是如果沒有人文堅持，無論是個人或企業，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處於什麼狀態，最後都進入到文化意義上的‘喪魂落魄’，魂和魄都沒有了。”
“我們所說的人文，往往都是靠某種個人修養、教育背景、審美情趣來制約，這不能成為公民社會的普遍秩序。”余秋雨認為，沒有必要回到貧困的時代，因為貧困會製造大量的邪惡，但是當富裕起來時，如果沒有足夠相映襯的東西作精神平衡時，事情就可能會比較麻煩。
“一個王朝的背影”和代價
沒有人文準備是一個方面。到了近代，中國社會雖富有但開始了劇烈動蕩，中國文化的力度埋沒在塵土下已太久了。余秋雨曾經寫過其家鄉余姚的幾位思想大師，從王陽明到黃宗羲，比較具有力度，不過最後還是於事無補，因為明代產生了一種流氓政治；清代又由於滿族與漢族間的族群分裂，產生了很多災難，導致中華文化的整體力度慢慢地走向黯淡。
很多年前余秋雨講過一篇關於清朝的文章《一個王朝的背影》，這篇文章產生一個結果，“有人說我是清宮電視劇的始作俑者，清宮電視劇寫得很好，但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大家突然感覺到中國文化確實走上宮廷權術之路，而宮廷權術的時代絕對不是文化昂揚的時代。”余秋雨說，在清代中國文化的力度已不夠，乾隆皇帝想彌補此缺憾，編了四庫全書，儘管非常宏大，但此總結性的東西不足以產生往前走、創新式的力度。中華文化走到清代、走到近代，已失去它的力度，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狀。
若用文化的語言來說，經濟建設往前發展，但文化的破壞機制力量大於建設機制。“文化的建設成本很高，例如考察與中國文明同年齡的古文明，首先得冒生命危險到中東、北非、中亞、南亞，這成本很高的，對我來說，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我太太每天在家裏哭，擔心我的生死。”余秋雨直言其為考察文化而付出的代價。
余秋雨認為，之所以造成目前中國文化現狀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我們缺少西方在經濟跨越與時代轉型時的精神文化準備，這個準備我們幾乎一個也沒做；第二，中國文化到了清代與近代時，其實已經失去它的活力；第三，整人文化與虛假文化大行其道，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使我們新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企業活力造成非常大的損害，正面的東西沒有積累，反面的破壞力卻非常強大，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優秀、成功、傑出，等去吧！
“我所謂的‘憂傷’正在於此，因為它來得遙遠，且根深蒂固，這一切都不是能靠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改變的。”因此，余秋雨才不斷要呼籲：重新打理文化基座，才可能使我們的社會更有希望。
來源：新聞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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