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到消費的文化經濟學：
中產（新）階級做為社會機制
一、前言
把人類的經濟活動區分成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面相來看待，一向就是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家分析和理解經濟現象時典型的作法。首先，這顯示的是，雖然經濟活動經常是落實在個人身上，但卻不是純屬個人，而是發生於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互動現象。其次，這樣的社會互動涉及的，基本上是有關如何運用種種（自然與社會）資源，以滿足人類做為存有體得以繼續生存的種種現象。既然關涉的是種種資源的運用，而且，人又是一種會使用工具的動物，因此，如何透過工具的使用以進行資源的開發與運用（也就是所謂的「生產」，production），自然就成為社會科學家們考慮的根本議題了。同時，既然生產是發生在人際間的一種互動現象，對生產品的分配與生產工具的所有權歸屬（特別是財產權）{1}，順理成章地成為重要的問題，更是不能不予以特別關心的倫理性課題。最後，生產做為人與自然產生接觸的社會機制性介體，基本上只是具備著「手段」的性質。對個別的個體人而言，消費著所生產的「東西」，毋寧地才是最具初基性的目的，儘管相對著其他具社會指標性質的概念範疇（如社會聲望與地位），它可能被移位，而成為只是一種具手段性質的表徵方式。譬如，一個人買了一輛朋馳的汽車，並不只是單純用來代步而已，而是用來展現財富與身分地位。
貫穿整個經濟活動過程來看，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面相，在時間序列上，基本上是相互扣聯而連貫在一齊的。按理，三者理當等重，不能有所偏廢的。然而，回顧實際體現在西方社會學論述當中的，它們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愛。很明顯的，其所以如此，乃因論述產生時的時代背景不同，而整個社會的結構基調也因時因地有所改變的緣故吧！在此，就整個西方社會學的論述而言，若以1970年代中葉做為一個權宜分段點，那麼，之前，以生產為主軸的論述一直是位居主流地位；而之後，以消費為重點的論述日益浮現，發展至今，且已蔚成論述經濟社會現象時不可或缺的一環，並有搶奪到整個論述主導權的勢態{2}。情形若是如此的話，那麼，我們不免會好奇地進一步追問「其中可能有所相關的社會機制到底為何」？基本上，這是一個同時深具理論性和歷史性意義的問題，而這正是下文中所要討論的主旨。
二、何以是「經濟的」 - 自然/勞動/生產三位一體之世界觀的形成
直到十九世紀初期，西歐人對「自然」一概念的理解，還不是以時間做為要素。Engels即曾指出，當時，「自然根本未被視為會在歷史上發展的東西，根本未被視為有歷史的東西；大家都只考慮到它在空間中的延伸； ... 自然的歷史，正如行星的橢圓軌道那樣在一切時期都一樣有效」(間接引自Baumer 1988:406;或參考Engels 1960: 185-186)。相對於此一思想傳統，Darwin透過強調適者生存之競爭演化論的說法，把時間因素引進自然的概念之中，這無疑地「歷史化」了「自然」，並賦予它一個新的（即時間）向度。同時，既然鬥爭被視為自然的演化定律，過去的自然和諧論順理成章地也就徹底被粉碎了。尤有進之的是，跟隨著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具有演化性之源起關係的主張普遍被承認，人類的概念於是也必需納入「自然」的秩序觀當中，並且予於適當的安頓。
在此，必需進一步指出的是，在Darwin 的演化觀念裡，人類是野蠻人的後裔，是求生鬥爭下的偶然產物，有著無法磨滅的低賤起源烙記。Darwin的「總代理」Huxley也一樣的{3}，假定人類也是宇宙歷程的一部份，乃從原始的黏質物演化出來；或者以更嚴格方式來說，他們是野獸的後代。然而，儘管人類是野獸的子孫，這卻不等於命定人類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毋寧的，人的榮耀乃在於他現在的狀況，而不是他所源來的卑微祖先。準此立場，Huxley認為，因為人類懂得使用理性與語言，也發展出一套道德意識，他必需、也因而能夠與宇宙歷程搏鬥，並且上升而居處其上(以上引自Baumer 1988:412-413) 。
準此論述的立場，於是乎，人類可以說是屬於大「自然」(Nature)（特別用粗體字來表示）的一部份，而於其中，除了人類之外，尚包含種種無生命物質、植物與其他動物等等，我們何妨以一向人們慣用的（細體字）「自然」一詞來總稱此等東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推演地說：基於人類所具有的種種天賦特質（譬如具有理智思考與運用工具的能力、必需攝食才能生存等等），利用厚生是極其自然不過的事。特別，當我們把人類視為萬物之靈，同時也視生存競爭是自然法則時，人類利用厚生來謀取生存與經營生命，更加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
人類如何利用厚生呢？在現代西方社會思想當中，Marx (1964) 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可以說是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富批判色彩。特別，其論述乃直接衝著替資產階級護航之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如 Ricardo）而來，因此，在今天這樣一個資本主義旗幟大張的時代裡，根據他的看法予以說明和引申，對回顧整個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更是有著特殊的歷史意涵。
簡單說，在 Marx 的眼中，基本上，人乃是透過勞動 (labour) 與自然建立起首要的關係。其所以如此，乃源於人類具有的基本生理結構特徵使然的。首先，人必需攝食才能生存，而大自然正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之資源（包含水、空氣與食物等等）的根本來源。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人類是一種懂得利用智力來創造技術、並善於使用工具以對大自然進行操控的動物。本質上，這即是「經濟的」，而這正是落實於人類身上勞動所以產生、也是所以必要的根本要件。職是之故，既然人類首先必需透過勞動的形式才與自然建立起關係，而且，在絕大部份的狀況之下，這又都是以工具的使用做為媒介，因此，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而，人與人的關係）往往也就透過以生產面相為軸線而勾勒出來的「經濟」形式予以呈現。Marx(1964)即認為，只有從生產的面相來考察人類的社會關係，才能掌握其原始的歷史特質。長期下來，當討論的議題涉及人類的經濟活動、而特別指涉資本主義的發展時，主要的西方社會思想大多均以Marx此一命題為基點。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情形自然是如此，而當Weber(1958)討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歷史因果親近性時，其所指涉而強調的，其實亦正是在於生產的面相。
然而，我們不難發現，人類所以透過使用工具的勞動形式來干預並轉化自然的原始狀態，其目的為的，無非是滿足人類所具諸多之需求或需要的慾望{4}，並進而擴展這些慾望的有效範疇。顯然的，倘若以這樣的基本心理要求做為一種哲學人類學的預設要件來看待的話，這無疑地可以用以證成「消費現象乃整個經濟活動之終點」這樣的說法。情形是如此的話，我們於是就不免要追問：當西方社會科學家們在討論人類與自然之關係所以建立的社會本質時，何以在一開始就偏廢消費面相，而把整個論述的中心定位在經濟社會活動過程的起始點-生產面相上面呢？難道只是因為在時間序列上生產乃是整個經濟活動過程的起始點的緣故嗎？或者，換個角度來說，以生產面相來定位整個經濟活動，到底具有怎樣的特殊歷史意涵？這是我們不能不提問的問題。
三、生產面相被焦點化之倫理規範性{5}的理論基礎-資產階級做為主體的歷史場景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社會勞動說可以看成是，資產階級(bourgeois)成為歷史主角之後，衍續啟蒙人本理性精神之一種具體的詮釋形式，它賦予了「啟蒙」此一概念一個相當特殊的歷史意涵。然而，從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來說，這當然是反映著當時之資產階級的基本意識屬性{6}。換句話說，在資產階級做為歷史舞台上的第一主角的場景裡，人之所以為人，也所以展現其所具的理性特質，乃因他（她）具有勞動的潛在能力，而且會以具體的形式來展現。更具體地說，使用技術與工具的勞動形式，乃人特有之理性特質的一種實作形式，而以私有財產制為本的「生產」形式則是這種勞動的社會實作最具體而微的表現方式。
針對具如此之理性意義的勞動生產的社會內涵，Marx的批判性見解，無疑地是極具代表性，而且，在思想上，甚至是與其所反對之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是有著一定的接續性的{7}。準此角度，其所彰顯的歷史意義和地位，更加是不容忽視的。在他的觀念裡，這樣的勞動形式基本上乃確立了使用價值(use value)具有至高無上的指導綱領地位。同時，這樣的價值觀也被設定是人類與自然之間所具關係的初基性質。換句話說，勞動為的是，透過物的生產，讓自然對人所可能具有的使用價值得以充分呈現和貫徹；而使用價值指向的，則是滿足人做為人類這樣之種屬存有體(species beings)的基本生理與心理需求(參看Marx,1964)。
既然以使用工具的勞動形式來進行生產，乃是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所具理性行動關係的初基特質，把使用價值供奉成為一切價值的最終指導綱領，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這樣的思想基本上是肯定人所具的生物特質是塑造人做為一種社會存有體之圖像的基本要件{8}。十七世紀英國之Hobbes(1985)以自我維持(self-preservation)一概念來保證人類做為主體的「生物人」初基特質，在此因而獲得更進一步的肯證。準此基準，一旦對人類和世界寄予強調平等、自由、自主與正義等等理念之人道主義的關懷時，把人存在的基礎予以「生物化」這樣的基本立場，很自然地就使得整個的焦點被安頓在「生產關係能否確保使用價值不被異化(alineation)」這麼一個極具倫理意涵的基本要求上面了{9}。
為了充分地說明生產面相所以一開始就成為西方社會（經濟）思想的焦點，在此，讓我們再用一些篇幅來討論Marx 的論說。首先要指出的是，容或勞動是人類所共同具有的一種普遍現象，生產關係的樣態是怎麼個樣子，其實總是隨著特定歷史條件的變化而有所不同的。否則，Marx對具市場導向、且尊重私有財產制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形式予以嚴厲譴責，就不會有意義了。而他希望以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形式來取代，更是不會在歷史上獲得過那麼多的人共鳴與支持的。有了這樣的瞭解之後，很明顯的，我們就不能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關照這個「不被異化」的要求，探討它所以可能被證成（或被扼殺）的社會性要件了。況且，以當前整個世界圖像的基本樣態來看，既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模式是當前施及範圍最為深遠而廣泛的優勢體制形式，我們也就更加有理由把整個討論的焦點針對著它，並嚴肅地予以正視。
當我們以啟蒙之人本的人文精神立場來審視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時，根據古典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它所呈現的是充滿著剝削與宰制的罪惡，而它乃表現在前面提過之「人被異化」的現象當中。異化使得人性嚴重地被扭曲，而罪惡的「事實」根源，正出自於生產關係形式所具的基本性質上面。其中，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可以說是罪惡最最根本的源頭。就歷史辯證的角度來看，Marx如此把私有財產制的存在與運作當成為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質，確實掌握了一定的歷史意義。這不僅在理論上緊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質，而且，從西歐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也確實牢握了資產階級的歷史性格與意義(參看 Pernoud 1991a,b)。
很明顯的，Marx這樣的論斷乃暗示著，資本主義體制（因而，私有財產制）的本身存有著一個本質上「邪惡」的基本命題。在這兒，姑且讓我們把邪惡與否的價值判斷問題暫時擺開不談，Marx的這個命題似乎可以轉換成為這樣的說法來表達，那是：就人類做為一種的種屬存有體而言，假如慾望的存在與滿足是其所具基本且不可化約的生理-心理特徵的話，那麼，私有財產制的存在，則是人們一向用來證成此一實體性特徵所設計出來一種極具歷史意義的社會體制形式。於是，至少在理論論述上{10}，我們可以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支撐下（例如資本主義即是當前現行具制度性的歷史形式），私有財產制的存在，乃與人們對人之生理-心理特徵的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產生一定的呼應關係。換句話說，肯定人之慾望的存在（尤其「儘量滿足人的慾望」這樣的說法）在論述上取得了正當性後，相繼的，資產階級則假捍衛全體人類福祉之名（但實則卻可能只是依附在遂行特定階級利益的動機之下），用私有財產制做為一種制度性的機制，以確保其慾望可以得到最大之開發和滿足的機會。
譬如，就歷史演進的過程來看，資產階級即曾把遂行其所屬階級的特殊各自利益，巧妙地托付在Adam Smith 視「確保私有財產制乃實現普遍利益之一隻看不見的手」這樣的意識形態上面。雖然，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這個意識形態曾為馬克思主義者所解構，幾乎失掉了詮釋的正當性，但是，發展至今，特別是1980年代共產世界逐漸解體之後的當代，某個程度的，這樣之意識形態的元神彷彿死灰復燃地又返魂了。只是，它換個面貌來揮舞著招魂旗，一方面，使得Marx的資本主義原罪說喪失了顛覆資本主義的能動力；另一方面，甚至反過來強化了資產階級視其自身為貫徹自由主義信念之歷史使命的擔綱者角色，也藉此鞏固了長期以來資產階級有意或無意地以資本主義做為歷史演進之最終形式的野心{11}。
總之，從過去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截至目前，至少審視已展現的歷史「事實」，資產階級是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而且，甚至把他們所想要的一直往前推進著。尤有進之的是，誠如馬克思主義者一再指出的，從無產階級的立場、並以「自我維持」做為人類存有體之內涵理路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所內涵的人際關係，基本上是深具工具功能上互賴聯繫、卻又「排他」{12}的性質。正是因為生產面相具備著這樣以「自我維持」做為基本理路的「排他」性質，使得Marx 所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充滿著不平等的壓迫、宰制與剝削的悲慘情形」這樣的論調，可以獲得許多人的認同，並賦予高度的倫理道德意涵，而援引以做為革命的觸發動力。
然而，過去的歷史經驗現實卻又明白地指陳著，馬克思主義者夢想以共產社會做為對資產社會進行否定辯證之下一個歷史階段的理想社會形式，似乎已是幻滅，至少暫時是被懸擱了起來。當然，這一切尚不足以立刻用來論斷未來發展的必然命運結局，但是，卻至少說明了資本社會的體系結構相當程度地是產生了綿密而細緻的自我防衛能力。這樣的體系結構所以如此綿密而細緻，無疑地是有著一個重要的因素從中產生著作用。簡單地來說，這個因素是，做為保證自由之基本內涵的一種社會制度機制，私有財產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居有著強韌而穩固的正當地位。特別是，繼之，搭配著以「有」為終極基礎之哲學人類學的存有觀做為後盾，這又進一步地予以強化塑造{13}。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體系結構邏輯所編織起來的網絡綿密而細緻，於是自可期待。更重要的是，整個資本主義的文明發展至今，諸多社會結構性的變遷又是變本加厲，它更是終於有著極為有利的條件促進「消費」被當做為證成自由的基本指標。正是這個內涵的轉折更進一步地撐張了私有財產制的制度，茁壯了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體質，也強化了它的社會結構體質。這些都是在下文中準備討論的重點。
談論到此，有一個重要的課題是不能不加以闡明的，那是：回顧西方社會思想史的發展，分配做為一種社會互動關係的表現形式，它總是緊扣著生產（而不是跟著消費）一齊被抬了出來。這不免讓我們忍不住發問：這麼一個樣子有著甚麼重要的社會學（或歷史性）意涵呢？對此，似乎有必要表示一點意見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可以指陳的是誠如上述的一個相關而值得注意的現象：體現在生產過程中之生產工具和生產品的歸屬（亦即所有權）問題，一直就是西方社會思想史中的根本問題，而且也是深具人文意義的倫理問題。首先要指出的是，擁抱古典自由主義之政治經濟學立場的思想家，希望透過立論的方式來捍衛私有財產權的正當性，不管其原始動機為何，都不免有成為資產階級的同路人，而替「資產階級擁有生產工具和生產品之所有權」這樣的歷史場景尋找理論基礎的嫌疑。當然，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的擁戴者相反地站在直接從事勞動生產之無產階級的立場，而視私有財產制為罪惡的根源、並主張廢除而讓生產工具與生產品公有化，也才有了具歷史意涵的倫理正當性。在此，不擬細論兩者之間在倫理上的是非與曲直，這樣的指陳所企圖意指的是：不論是站在支持或反對的立場，以這樣的方式來看待生產的現象，基本上都是扣聯著分配的形式來討論的。換句話說，單單生產的面相，是開展不出一個嚴肅的倫理性問題。只有把生產與分配兩個面相擺在一齊來審視，具倫理意涵的正當性問題才會浮現。
回顧人類整體文明的發展歷史，有關正義的問題，似乎一直就是以呈現在分配面相上面的最為顯著。以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來說，所謂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 ，始終就是政治（也是政治學）上一個重要的核心課題。做為一種展現社會關係的形式，且緊扣著生產面相而來的分配，基本上是把生產所具之排他性質承繼下來，而甚至唯有如此，這樣的一個性質才得以有淋灕盡致地予以發揮德機會。這也就是說，它涉及的是企圖在有限的總資源量的前提下進行「合理」之「零整」性質的配置問題。當一方有了、多了，即意味著另一方就沒有了、少了。於是，討好了甲方，往往即意味著得罪了乙方，而反之亦然。在這樣的理路支配下，實際呈現的歷史場景往往是，倫理正當性的確立總是與權力運作的消長相伴而生。這也正是體現在生產面相的倫理問題，一直搖擺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做為歷史主體之兩造的槓桿上面，而致使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理路與共產主義的理路總是一路鬥爭下去。更重要的，也正因為如此之生產面相的倫理問題總是無法在人們（特別是知識份子）之間獲得到基本共識，因而，在整體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特質沒有產生明顯的變遷之前，順著資本主義的歷史潮流所衍生的生產面相也就一直被看重著。
就實際的歷史場景來說，這樣的膠著狀態體現的，乃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歷史關係的特質。回顧西方中古世紀以後的資產階級發展史，1789年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代表著資產階級搶得了歷史主導權的開始，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再說，單就經濟的角度來看，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未大幅度發展之前，若說資本主義的形式已呈現的話，那也只體現在貿易與金融兩個面相。當時依靠工匠學徒相傳的傳統手工藝的生產形式，並不足以帶出工業（製造）資本主義的形式，更是不足以創造出足夠數目之後來所謂的無產階級。很明顯的，只有等到了以科技為生產動力的工業生產形式出現之後，（製造）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成形，而整個產業結構也才起了明顯的變化(參看Braudel 1982)。
顯然的，十九世紀以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下，機械化的工業生產形式帶來了龐大數量之工人無產階級的出現。同時，這也導使了社會裡極富與極貧的兩極化現象明顯被強化。許許多多的人面臨著基本存活之自我維持的根本問題。無怪乎，Marx在論及價值時，會特別重視那對維持自我基本存活最有關的物質形式，並且強調其所內涵的價值原型-「使用價值」。進而，在檢討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倫理意涵時，他更是把這種價值當成是至高無上的判準。之後，Lukacs(1971:46-82)也才會主張：唯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考察整個社會，才可能讓歷史所具客觀而科學的正當性顯示出來。準此種種歷史緣由，我們似乎可以下結論說：在「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兩極階級分化而對立的結構形式之下，整個歷史場景緊繃地被呈現著。在這樣的場景裡，生產面相內涵之分配正義的倫理問題逐漸浮現，而構成為嚴肅的社會問題。因此，由此一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顯然的，階級結構的特徵是此一問題得以存在而被形塑最直接的現實動力。或者，用最保守的態度來說，生產面相所具的（包含是否具有）倫理（也包含理論）意義，乃端看整個體現在生產面相上之階級結構的特徵而有所轉移。對當前的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而言，正是因為體現在整個生產面相的階級結構特質有著極為顯著的變化，才使得消費面相的社會學意義逐漸浮現，而顯露出凌駕生產面相的情形，而這正是底下要討論的重點。
四、當代社會場域中生產與消費的拉扯-中產階級的歷史意義
本文一開始的部份曾經點到，在時間序列上，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面相乃具備著相互扣聯的連貫性，難以偏廢的。但是，早在十八世紀末，Adam Smith 在《國富論》一書的第四部份即已把消費看成是現代市場社會的中心。他認為，消費是生產的唯一終點和目的，也是生產者的利益所必需促成、並予以達致的。因此，這幾乎是一個完全自明的準則，是不用證明的 (Smith 1937:625)。這麼一來，既然消費是生產的終點和目的，如何安頓它，相應地也就成為必需回答的問題了。
很明顯的，倘若消費只對極富者與極貧者這兩極的人們有顯著的意義的話，那麼，對極富者，消費的意義極可能是沈溺於享用奢侈品，以展示身分與地位；而對極貧者，消費則只不過是為了維持基本生存的一種卑微且不得已的行止而已。當然，擺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來看，以這樣兩極的觀點來圓成消費對社會整體所可能彰顯的意義，自然是有嫌過於簡略。同時，若以此做為進一步理解（或乃至界定）社會現象的核心軸線，更是難以逼進實際的現實現象的。因此，我們只有期待，當人類的社會顯現出另外一個眾人共享的「普世」哲學人類學預設命題時，消費對整體社會的特殊歷史意義才有了充分彰顯的條件。
針對這樣一個問題，在十八世紀時，英國的Adam Smith 提出一個命題，可以說至為關鍵，值得在此特別強調、並予以討論。Adam Smith(1937:324-325)認為，每個人都會以相同、恆定、且不間斷的方式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條件{14}。這樣的主張所企圖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種追求做為有著「舒適」(comfort)感之「快樂人」的普遍心理期待(Appleby 1993:169)。就階級屬性而言，最能反映這樣的心理期待特徵的正是所謂的中產階級。準此基礎，顯然的，只有在歷史條件成熟到足以使得這樣的心理期待成為社會裡的主流，消費做為整體社會的運作主軸才得以圓滿完成。簡單說，這樣的歷史條件至少有二：（1）在社會的現實面相上，大數法則 (the law of large number) 成為實際支配著社會實作的理路基礎；這也就是說，以多數的方式「從眾」是支配現實社會運作的基本法則。（2）就階級結構而言，所謂的中產階級開始以隱形人的姿態、實際{15}浮現在西方的歷史舞台上。基本上，這樣一個主、客觀社會條件皆成熟的時候，已是大約1970年代以後了。自此，消費面相所開展經濟和文化緊密掛鉤的實作理路，才逐漸被人們（特別是學者們）意識到，並且認為具有歷史主導權而支配著社會的發展進程。
為了讓整個問題的討論更具有著歷史感，也更形明朗化，讓我們至少回顧一下十七世紀的西歐社會。在那時的西歐社會裡，特別以當時經濟發展最有成績的英國為例{16}，我們發現，人們還是把消費看成只是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而已。固然，極貧者為了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幾乎付出所有的代價，而這自然是一種極其不幸的悲慘消費方式。但是，極富者沈溺奢侈的消費模式，卻也是一般人現實上難以達致，甚至在道德認知上是無法接受的。對這些一般人，毋寧地正是上面所說那種處於「與必需戰鬥」和「沈溺於奢侈」之間的「舒適」狀態，才是倫理上最恰當、也最吻合現實的條件的(Appleby 1993:169；同時參看 Mckendrick, Brewer & Plumb 1982; Campbell 1987, 1993)。
十八世紀初，在那本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裡，英國作家 Daniel Defoe曾經評論當時英國社會中低、中和高三種不同階層之人們的生活經驗。他有一段話可以用來做為例證，進一步地確立上述有關「舒適」之心理期待的倫理定位。他說：
中道狀態 ... 是世界中最好的狀態，最適合人類的快樂；既不會像人類之機械性部份（按指低階層的人）暴露在種種悲慘與困頓之中，經歷著勞動與折磨，而且也不會像人類的較上層部份（按指高階層的人）為其自豪、奢侈、野心和忌羨而覺得不好意思。(引自Weatherill 1993:206)
Weatherill 根據諸多不同的資料來源，研究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之英國社會的消費行為。她指出，到了十七世紀末期，後來所謂之中產階層的家戶即約佔總家戶數的一半，而至十八世紀末時，則超過了一半。假若我們接受這個數字的話，無疑的，在當時的英國，誠如Weatherill 所說的，一些進口與新款貨品的最大消費對象，應當即是這些中產階層以及更為富有的人們。 (Weatherill 1993:210) 這更不用說，到了工業革命以後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裡，情形順理成章地理應是更加明顯的。
然而，顯而易見的，整個人類的文明世界（在此，指的當然是以歐美為主的世界）呈現由生產面相轉至消費面相為主軸、並走入所謂的「消費主義的時代」，單憑屬於中產階級以上之人口的絕對數有顯著的成長，並無法就可以立即促成的。它的來臨，或更恰確地說，消費（或消費主義）的社會意涵要能充分發揮，還必需有更多的結構性條件來搭撐，才有可能的。譬如，在十七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也就是Adam Smith之《國富論》出現的九十多年之前，當印度紡織品輸入英國而引起利益衝突時，雖然一些英國知識份子開始挑戰過去論述經濟成長的主流經濟思想-重商主義的貿易平衡理論，但是，在現實上，這個理論的持續影響還是無法完全予以撼動的。人們還是認為，根據貿易平衡理論，擴大貿易（因而增加生產）才是促進經濟成長最有利的利器(參看Appleby 1976:500)。在這樣的認知之下，後來許多人所認為消費可能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意義，是被掩遮住的。顯然的，這是因為當是時足夠推動消費的客觀社會條件還不構成熟的緣故，而這也使得貿易平衡理論的威力延至十八世紀還一直發酵著(參看Appleby, 1976:509)。那麼，這些客觀條件是甚麼呢？
根據Appleby(1976:512)的研究，在整個十七世紀的英國社會裡，上階層的英國人已逐漸鬆解了一向所受到來自法人社會 (corporate society) 的緊密限制，而擁抱著自由主義的氛圍。慢慢的，個人要求免於承受既成之社會義務的權利觀念受到重視，而且也漸漸地被更多的人們所接受。當自由倫理把財產與財產所有者從傳統社會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之際，它同時也把某些人對另一些人擁有永恆之權威支配的傳統設準一併予以撤銷。於是，存在於社會中的所有人，被認為都是自由的，而且，每個人必需對自己的行為自行負責。在資產階級日漸主導著歷史發展軌跡的潮流下，這樣的信念由上階層傳遞出來，並轉到無產者的身上，而且，更重要的，這基本上是以經濟意義為基調來導引著。具體而微地說，那即是：他們必須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自由市場的機制來決定；亦即，他們「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生存所需的麵包。如此一來，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既支撐、也證成了 Macpherson (1962) 所說之「持具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的興起。於是，人存在的重點乃在於是否擁有一些「東西」、這些東西是甚麼、以及有多少等等的相關問題。這麼一來，很明顯的，「持具個人主義」的初基內涵是經濟的，而這也與一向即強調「獲利可期值」(likelihood of gain)的既有經濟理性必然要產生交集。
上面的敘述中提過，當十七世紀東印度紡織品傾銷輸入英國時，一向居主流地位的貿易平衡理論，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是在詮釋上卻還是保持住一定的權威地位，一時並沒有無法完全被顛覆掉的。不過，在上述之「舒適」心理期待逐漸浮現的一般情況之下，中產階級與更為富有者的消費能力（至少，消費意願）卻是早已大大地提高了。於是，傳統對消費（至少適度的消費）所塗染上的汙名性，跟著日益淡化。如此一來，有些人即為文，提倡以刺激國內消費做為策略來對抗東印度紡織品的傾銷輸入。在此，假若我們排除這樣之主張在經濟學上的可行性與意涵問題不談，這至少意味著，當時有些英國人即認為，透過消費的驅力，人的行為是可以改變，而這正是可以扭轉經濟困境的一個有效方法。只是，企圖藉此一樂觀仰仗人類所具之忌羨(envy)與競相模傚(emulation){17}心理來促成經濟成長的做法，卻被一些人認為將使得勞工失去控制，變得懶惰而不願意多加工作。在此，我們並不關心在經驗實證上實際真正的情形是否即是這麼一個樣子；我們所關心而要討論的毋寧地是，在思想上與社會結構上，這樣的兩難情境如何在西歐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被消解。因為，無論就實際的歷史發展進程或理論論述的理路內涵而言，這樣之兩難情境的消解都深具關鍵意義的。
顯然的，自由主義所內涵那對慾望予以正面肯定之持具個人論的基本主張，雖說與當時強調控制之「獲利可期值」的資本主義經濟理性交集著，但是，本質上卻是相左著(Appleby 1976:513)。如此兩股力量相互拉扯的歷史場景，於是在西歐世界（特指英法二國）拉開了序幕。對此，簡單說，只有等到資本主義重控制的經濟理性與自由主義重自由的持具個人思想，同時而並行地成為所有人的信仰（尤其是窮人），這樣之相互拉扯的歷史場景才獲得了化解。自此，以「自我改善」為名義的消費，也才得以正式登上歷史舞台，成為整齣戲劇的第一女主角。於是，整個歷史劇原先以生產做為男主角所孕育出的陽剛風格，才為消費這個女主角所散發的陰柔特質逐漸侵蝕、乃至被取代，而使得整個歷史的發展才開始朝向消費面相傾斜。說來，這正是人類文明邁入二十一世紀之歷史場景的基本風貌。就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說，就在這樣之歷史意識氛圍的主導下，深具傳統女性陰柔特質的中產階級，於其逐漸搶得了歷史主導權後，才有了厚實的客觀條件做為後盾，成為彰揚消費面相之優位性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18}。
五、導向消費為重心的推手-由中產階級而至新階級
英國社會學家 Saunders (1986:232) 指出，雖然生產對消費有著一定的決定性，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對消費的分析必須依附在生產的分析之下。換句話說，兩者有相關並不等於意味著，它們依附著同一個理路，也非在功能上必然具有著一對一的符應關係。同時，誠如 Preteceille 與 Terrial (1985) 所說的，對消費的需求和喜好，不可否認的，乃與生產體系之結構自身所衍生的種種需求（如勞動力需要再更新、創造新技術等等）有著關係，但是，消費做為一種社會現象有其自性，因而有著自我衍生的另外面相。這也就是說，對既是勞動力的消費者，自有其非勞動力（亦即非生產）的另一面，而這乃內涵在消費本身做為一種社會現象所具備的基本特質上面。譬如，上面所提到之「舒適」心理期待，尤其是由此所衍生（或更恰切地說，與之相關聯）追求風尚與營造生活品味等等的象徵符號意義，都是超出單獨以生產面相所能規範的範圍的。
對人類而言，為了滿足所謂的基本生理需求，是必須消費資源（特別是自然資源）的{19}。但是，打開人類的歷史來看，即使是在所謂的初民社會裡，消費即已明顯地開展出另外一層內涵更為深沈、更為豐富的人類學意義。簡單說，這個意義乃體現在內涵著「耗盡」(expenditure)與「過多」(excess)概念的種種行止當中。無論就個人或社會而言，生產除了應付個人或社會之有機性成長所需的消費必需之外，其餘過多的部份都得予以耗盡。就人類的文明發展歷程來說，這樣的耗盡性消費的本質是極具儀式象徵性的，因而，其本質是「文化的」，而非純粹的「經濟」意義。在這中間，最為典型的莫過於是戰爭了。而在平時，諸如建立具象徵性質的大型公共建築（如教堂、紀念堂、寺廟等）、舉行嘉年華會或誇富宴、乃至收集古董與藝術品等等，都是例子{20}。準此基礎，就其特點而言，這樣表現消費的模式，基本上乃是以「物」做為介體來展現一種帶炫耀性質的集體行止。若借用Veblen(1912)所使用的辭彙，這即是所謂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它往往代表著一個社群所具有的集體想像與幻想，而這恰恰正是常用來認定一個社會所具之文化特色的關鍵所在。因此，「耗盡」與「過多」成為是使得一個社會的文化特色得以呈現之經濟性的基本條件。恰恰，人類的現代文明可以說即正處於以這樣的炫耀性消費模式做為主軸之歷史場景的巔峰狀態當中，依據大數法則來看，與此發展模式最具關鍵的歷史主體正是所謂的中產階級。
根據Veblen(1912)的意見，彰顯炫耀性消費的主體對象，最主要地乃來自所謂的有閒階級 (the leisure class)。無疑的，就中古世紀以來之歐洲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諸如國王、領主、貴族與教士等等人物，可以說是有閒階級的源起性「族群」。再次地，我們依據Veblen(1912:43)的說法，這乃是以征服為主的古代掠奪文化(predatory culture)傳統所塑造出來的一種社會結構形態，其基本心性特質並不是勤勉辛勞的工作，而是顯現勇武(prowess)的情操(Veblen,1912:27)。然而，發展到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有閒階級的結構形態明顯地改變了，它主要是來自累積財富有成者(Veblen,1912:158)。就此，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是最主要的一群人，而另外一種的可能有閒階級則是被歸類為低階層的黑道犯罪者。做為新的有閒階級，這些人是繼承著過去專屬這個階級的生活方式，其中含有野蠻時代的理想與習慣，其特點是企圖保持掠奪時代的勇武精神{21}。但是，事實上，在這些從平民階級脫穎而出的「暴發戶」身上，我們實際看到的，並不是具古代意義的勇武精神，而卻只是奸詐、虛偽與虛張聲色的威嚇等等的特質(Veblen,1912:164-165)。
在此，所以援引Veblen對十九世紀末西方社會（當然，他研究的對象是美國社會為主）之有閒階級的討論，為的是要指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那是：在工業生產形態儼然已成、且資產階級明顯興起的早期工業社會裡，有閒階級還是專屬社會中的少數人，而尚未擴散到更多、更廣的人口。其所以如此，可能有兩個理由﹕一方面，在時間序列上，它與過去的世界較為接近，因而，很自然地在結構上有所延續。另一方面，工業生產的結構形態尚未產生明顯而戲劇性的改變，因而，不但有閒階級屬於少數人口，而且其結構特質並未產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整個工業生產的結構形態產生顯著的變化。這個變化引起了市場導向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跟著產生了極具戲劇性的演變。簡單說，這即是中產階級在歷史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到了這個時候，不但有閒階級的人口數目改變，而且其內涵也跟著起了質變。籠統地來說，從此，大數法則對消費現象的塑造，尤其，其所具之歷史意涵的界定，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對（消費）文化的塑造，少數的有閒階級變得不是那麼重要，反而是勤勉工作的中產階級成為塑造的主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其所表現的並非在於工作場域，而是在於工作之餘的閒暇場域與時間。所以，此時，重要的不是有閒的「階級」本身的界定，而是諸如所有人們的有閒「時間」有多少、如何安排以及「場域」為何和有多大等等的問題。這麼一來，整個有關消費面相之課題的重點產生了歷史性的移位，而這正是中產階級展現歷史意義的重點所在。
前面提到，在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裡，中產階級即開始崢嶸頭角地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但是，他們要成為歷史主體，而主導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軌跡，則必須有著一些結構性的條件與之搭配，才有可能。對此，簡單地說，除了上面提及過之「舒適」心理期待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之外，最重要的另外客觀歷史條件莫過於是生產技術的一再創新發展，尤其是導使經濟生產愈來愈仰賴知識（尤其科學知識），也愈來愈依賴資訊的靈活流動和溝通這樣的結構形態。美國社會學家Bell(1973)稱這樣的社會為後工業社會，也是知識社會(society of knowledge)。在這樣的社會裡，除了知識與訊息成為整個經濟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外，在職業結構上最為顯著的，莫過於是所謂服務行業大幅興起。尤其，在傳播與運輸科技（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科技，如電視與今天之網際網路的出現）迅速發展的情況之下，符號的生產與再生產（跟著即是符號的消費）成為整個產業中新興、但卻是重點的產業。這無疑地為整個社會添加了一批本質屬於中產階級的「新貴」生力軍。
總之，在進入今天這樣一個「後現代」場景的時代裡，我們看到的是，科技（當然，特別是傳播與溝通媒體技術）、自由主義思想與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三者強力結盟。尤其，當社會的生產體制的結構（連帶地指涉了職業結構）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而使得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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