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聯合文學《死生契闊張愛玲：以及她愛過的那些人》】


書名：死生契闊張愛玲：以及她愛過的那些人
作者：閆紅
出版社：聯合文學
出版日期：2011年01月24日


內容介紹：

張愛玲在《小團圓》裡描寫了許多現實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的人物。本書透過對照張愛玲的小說人物與生活原型，講述張愛玲愛過的一群人——晚清名臣的祖父、舊式才子的父親、新派作風的母親、剩女姑姑、棄兒弟弟，還有兩任丈夫胡蘭成和賴雅。作者藉由對他們性格、際遇的觀察，走入他們的人生，並以詳實的資料、犀利的文字，還原出張愛玲在創作、情感、思想等方面的幽微真相。
閱讀本書，讀者得以追隨作者的腳步，走訪和理解張愛玲的傳奇一生，現代女性也許還能從中照鑑自我，找到自我。

新書內容搶先看：

胡蘭成：傳奇背後，一地雞毛



人生若只如初見

一九四三年，十月，南京。敲下這些詞，眼前的螢幕也有些恍惚，隔了時間的紗，天地忽然黑白，舊電影的清灰，記憶裡的物是人非，一漾一漾地閃動著，綽約得看不分明。

這部懷舊的電影的第一場，是一個男人坐在院子裡的籐椅上，落葉緩緩下墜，帶得時光也優柔起來，其中一片金色的葉子，落在旁邊茶几上擱著的一摞雜誌上。他隨手抽出一本，封面上題了大大的兩個字《天地》，是一位名叫馮和儀的女士寄來的樣刊，發刊詞也是這位馮女士寫的，他無可無不可地看了，繼續朝下翻，這一篇叫《封鎖》。

他看了一兩段，身子不由自主地坐直了，這個姿勢一直維持到把整篇小說看完，然後又翻回來，重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向朋友推薦，朋友也說很好，他仍然覺得不足，因那一聲「好」太平淡，可以給所有的事物，而這個小說的「好」，則在一切事物之外。

這個名叫胡蘭成的男子於是寫信跟馮和儀——筆名叫蘇青的編輯打聽，蘇青說，作者是個女子。那句大抒情的感歎就是這會兒冒出來的，胡蘭成說：我只覺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皆成為好。

到底是怎樣一篇小說，讓這個人到中年的男子如此激動？以下是它的內容梗概：

銀行裡的會計師呂宗楨，和大學女教員吳翠遠，都是普通意義上的好人，你把這個好人翻譯成凡人也可以。他們之於對方，原本不過是路人甲乙丙，擦肩而過之際絕不會回頭看上一眼，然而在那個毫無預兆的下午，他們湊巧上了同一輛公交車，然後遇上了封鎖。

「封鎖」，是張愛玲所處的亂世經常發生的形象，電影《色•戒》中，王佳芝暴露之後，坐了黃包車想逃走，但是晚了一步，封鎖開始了，有人扯著根繩子攔斷了街，所有的行人與車輛都得在此之前止步。不知道呂宗楨和吳翠遠遇上的這場封鎖背後，又有怎樣驚天動地的情節，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這場封鎖，給了他們相識的契機。

呂宗楨本來是坐在車廂另一端的，卻一眼瞅見一個不想看到的人，他飛快地挪到後面去，正好就坐在吳翠遠的旁邊。為了讓那個討厭的人知難而退，他乾脆把一隻胳膊搭在吳翠遠身後的靠背上，裝作想尋找一場臨時豔遇。

吳翠遠有足夠的理由反感這突然冒出的輕浮男子，然而她沒有，她的臉上甚至有著忍不住的笑意，這男子的冒犯，讓她覺得自己是可愛的。他開始跟她搭話，獻殷勤，眼角的餘光，卻在瞥另外一個人，那個人果然識趣地走了，從小說中抽身而退，剩下的，就全是呂宗楨和吳翠遠的故事了。

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呂宗楨只是想用這萍水相逢的女人做幌子，他甚至是不喜歡她的，她太白，太規整，跟他太相似，一個「好人」是不喜歡另一個「好人」的，能讓呂宗楨這種「規矩人」激情燃燒的，應該是那種惹火撩人的「壞女人」，可是，既然把戲演開了，就得演下去，就算打發封鎖的時間也好，何況還有另一種刺激——他發現，自己原來也可以這樣的，即使是對一個興趣缺缺的女人「這樣」。

他跟她說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如何不同情他，半真半假的——這種情形下的男人都會這麼說吧，但還是帶出心底的一點誠意來了，又說他們銀行裡，誰跟他最好，誰跟他面和心不和，家裡怎樣鬧口舌，他的祕密的悲哀，他讀書時代的志願……無休無歇的話，可是她並不嫌煩。他發現了她的善解人意，她溫柔的美，他看著她的臉，像一朵淡淡幾筆的白描牡丹花，額角上兩三根吹亂的短髮，便是風中的花蕊。吳翠遠的臉紅了，他們戀愛了。

吳翠遠的愛，來自於寂寞，吳翠遠的寂寞，緣於她是一個好女人，她的世界，被一個「好」字包圍著，像那城堡裡的睡美人，必須等待著一個王子沖進來，把潔淨的、無辜的她吻醒。但是王子不來，她也看透這只是個童話，周圍的人還要讓她自欺欺人地把公主扮演下去，她早就不耐煩了。

在公交車上，與一個來路不明的男子邂逅並戀愛，這當然是不好的，但不好的東西更真實、更生動、更有誘惑力，她想聽從心靈的指引，放肆地鋌而走險一回，就像張愛玲曾經寫過的，單車上的少年，沖向人群的一瞬間，突然間鬆開把，人生的可愛，常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間，吳翠遠立定心意，要挑釁她爛熟的那個規整的社會。

他跟她要電話號碼，她說得飛快，以此考驗他的愛情，就在他手忙腳亂地掏自來水筆準備記下的時候，封鎖解除了，電車當當地朝前開去了。而呂宗楨一彈而起，就像他最初突兀地出現在吳翠遠眼前一樣，又突兀地消失了。

吳翠遠以為他下車了，自顧自地想像下一步的情節，假如他打來電話——就在這時，她看見呂宗楨遙遙地坐在原先的位子上，原來他沒下車，和吳翠遠的一場戀愛，只是封鎖中的一個插曲，只是做了一個不近情理的夢，夢已經結束，他也該走了。

吳翠遠和呂宗楨，都是凡俗男女，卻不能完全收起渴望傳奇的心，一點點不甘，朝著轟轟烈烈的人生的些微試探，成就了這場電車上的豔遇，然而，當時間的封鎖取消，不再是那樣絕對的暫時，而重新進入無盡的過去與將來時，他們也任憑紅塵淹沒，不做掙扎。

胡蘭成跟呂宗楨相似之處是，人到中年，渴望傳奇，願意在平凡時日裡攪上一些浪漫，但骨子裡是現實的。張愛玲準確地刻畫出了這類男子的情態，胡蘭成激賞的背後，是因他的潛意識，看到了鏡中的自己。

一切就這樣開始了。



江山，美人，蕩子

胡蘭成，浙江嵊縣胡村人，父親是茶葉店裡的幫工，母親是尋常村婦，在他的筆下，父親豁達慷慨而母親平靜和悅，倆人閒時對坐小飲，舉案齊眉的，恰如一對不老的金童玉女。

他這話說得漂亮，但無奈我看多了胡大才子的文字，也形成了一個習慣，撥開華麗字眼，從字縫裡看真相，於是，我看到，他祖上也曾「闊」過，到他父親這裡開始潦倒，家中常年累月地欠債，直到胡蘭成後來做了「高官」（胡蘭成自言）才還清。

艱難生計裡，金童玉女也是要打架的，兩人打得從樓梯上滾下來，胡蘭成說，他的母親惱父親，為著父親家裡的事情不管，到外面去管閒事。說起父親管閒事這一樁，胡蘭成也有點啼笑皆非，說是叫人真不知道怎樣說他才好，因為經常吃力不討好。

比如說吧，一個鄰居打官司，胡老爹跑前跑後，倒貼旅費訴訟費陪人家告狀，好容易打完了官司，那位鄰居的老婆卻不領情，因為一場官司打下來，開銷倒大於所得，那女人就很怨懟，嘀嘀咕咕抱怨個不休，胡老爹聽了也無話，只有默然慚愧而已。

怪哉，胡老爹又沒有占到什麼便宜，分明就是一不計得失的活雷鋒啊，就算愚婦人只顧眼前利益瞎嚷嚷幾句，他也大可以不放在心上，先賢早準備了現成的兩句話：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胡老爹慚愧個什麼勁呢？

如果我們只是把胡老爹看成一熱心腸，那就是把他想簡單了，他的慚愧，是因為想過一把當「人物」的癮。

胡蘭成說，別的為人家講事的人是由鄉紳充任的，一般轎進轎出，魯迅先生的小說《離婚》中，那位調和愛姑離婚事件的七大人，就是個實例，緞子馬褂閃閃發光，腦門上也像抹了豬油似的發亮，更不用說手裡把玩的那件珍貴無比的「屁塞」，成功地隔開了他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所以，他一個噴嚏就能嚇得潑悍的愛姑心臟一停，彷彿失足掉進了水裡一般，熄滅了所有的氣焰。

這種「管閒事」的調和人，實際上是中國鄉村社會民間自治中的一環，由有身分地位壓得住陣勢的人充當，胡老爹對這一形象充滿嚮往之心，雖然沒有金剛鑽，也想攬那瓷器活，於是，這勉為其難的充任總帶了幾分尷尬，但他老人家卻樂此不疲，難怪胡蘭成他娘要跟他從樓上打到樓下來。

這樣的一幕，其實可以入周星馳的電影，一個小人物荒誕的野心與辛酸。

我少年時候喜歡去鄉下，每每見到胡老爹這樣的人物，雖然不無猥瑣狼狽，且有時庸俗得可厭，但他們確實較普通農民更有見識與膽氣，也許外表謙遜，內心卻拿自己吃重，他們的尷尬有心氣和環境不能相容，換一個出身，也許還真能幹出一番事業。

父親骨子裡的這種不安分，用胡蘭成的話叫「蕩子精神」，往往會影響到兒女，讀了幾年書出來，胡蘭成也不像一般的小知識分子，找個糊口的工作，謹小慎微地守著，有一點點辛苦，有一點點委屈，但辛苦著委屈著，一輩子也過完了。

一個「蕩子」的志向要遠大得多，他在杭州郵電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薪水也尚可，卻憑著年輕氣盛，隨隨便便就鬧翻了，天下如此廣大，世界有無限可能，他一路借錢做路費，由杭州，經上海，還到首都北京做了一陣子北漂，在燕京大學的副校長室弄了份抄寫員的差使，後來又輾轉於南寧、百色、柳州各地，做中學教員。

憑著一股勁，他從浙江鄉下來到外面的大世界，野心時時蠢動，自卑忽而泛起，眼花繚亂的物質生活，傳說中三頭六臂的「人物」，化作風雲萬千，忽然間劈面而來，徑直迎上去的他，是一無所有的。

在燕京大學，他很榮幸地認識了一個名叫卿汝楫的人，此人雖不過是個大四學生，但是追隨李大釗，早早成了一個優秀的革命者。李大釗被張作霖殺害後，此君的處境甚是危險，有事必須出校門時，胡蘭成總是守在身邊，想著萬一遇上什麼事，自己可以挺身相代。

聽上去，胡蘭成有熱忱，大無畏，但我對於其真實性卻很有些懷疑，多年後，他的紅顏知己周訓德受他連累入獄，他也說要挺身而出的，但思慮千百轉，還是以一個無奈的姿勢作罷。起初的激烈，與其說是慷慨，不如說他愛這種戲劇化的姿態，兩條長袖一甩，可以讓自己的激情來得虎虎生風。

在意念中對這卿汝楫的「以身相許」，也有這種表演成分，犧牲小我，成就大業，歷來的舞臺上從來不缺少類似的戲碼，而胡蘭成生平酷愛各種各樣的舞臺腔，弄個什麼，都要拿詩詞歌賦裡的人與事做比，自然願意飾演一把這樣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有自卑的緣故，浩蕩的江湖裡，他是渺小的，渺小到只有犧牲，才能吸引大眾的眼球。他後來還跟卿汝楫說要刺殺張作霖，簡直近乎大話欺人了，就憑他這手無寸鐵未經訓練的文弱書生，即使張作霖就在眼前，估計也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卿汝楫只淡然道，那可用不著。胡蘭成又說，我因佩服他，才沒有捨身。

他到底是否因此沒有捨身且不論，一個初涉江湖的小青年的自卑與野心，在這樣一番心理活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那些年，他如片羽飛蓬，在世間輾轉，看人眉高眼低，貧困如影隨形。從北京回來不久，他妻子玉鳳死去，留下一歲半的小女兒棣雲，因付不起保姆費，小女嬰患上了奶癆，終葬在了母親身邊。

就是在他出道之後——兩篇社論被《中華日報》賞識，邀他出任主筆之初，口袋裡也沒幾個大錢，續娶的妻子待產，他得充任家庭婦男，洗衣做飯加帶孩子，蹲在後門口的風地裡生爐子，好容易小兒出世，卻患上了肺炎，他到處借貸，一無所獲，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嬰孩來這世上二十天，便殮入小棺木中。

胡蘭成寫到這些，仍然喜歡天上地下七拉八扯，他習慣於粉飾苦難，把自己打扮成苦界中拈花而笑的君子，但真的不痛嗎？我不相信。胡蘭成曾自言年輕的時候，常習慣地默念一個「殺」字，潛意識裡的戾氣。

一開始，他並不是汪精衛的寵臣，豔電發表之後，胡蘭成想了一想，還是決定跟著他。難得「汪先生」對他如此賞識，月薪六十元雖然不多，可那兵荒馬亂的，另謀個生計也不易，胡蘭成並沒有太多選擇。

胡蘭成跟周佛海不同，周當時已有江湖地位，換個地方也有飯吃，吃得好壞而已，做漢奸那是卿本佳人，奈何從賊。胡蘭成則從小地方出來跑江湖，殘羹冷炙，磕磕絆絆，好在臉皮足夠厚，寄人籬下也能「端然」（這是胡蘭成最喜歡用的一個詞，出處在後面有介紹），但總歸是無奈，好容易弄到這麼個位置，老大看上去還很賞識自己，怎麼捨得離開呢？

胡蘭成的跟隨，終於換回老大的恩典，汪精衛給他加薪了，月薪從六十加到了三百六，隔三差五的，還給個一千兩千的「機密費」。汪老大給錢很有特點，喜歡從內室裡面掏出一摞大鈔，甩在小弟跟前，這場景，可以參看《龍城歲月》《旺角黑夜》之類的黑幫片。胡蘭成卻也有他一種解釋，說汪先生這樣給錢方式，透出民間人家對朋友的一種親切，拜託，別在那兒YY了，還真以為「汪先生」拿你當朋友了？汪太太倒是個會說話的，對胡蘭成說，你就當汪先生是你兄長，我是你姊姊，按年齡我也做得你姊姊。胡蘭成當時沒接腔，很有成色的樣子，只是在多年後寫進了回憶錄。

經常看見有人一說起胡蘭成，就說漢奸高官云云，言下之意，倒是張愛玲傍了他，殊不知他聽說張愛玲是一九四三年，兩人相識於一九四四年，這時胡蘭成跟了汪精衛不過四五年，每月三百六，也就是一個金領的水準，加上那一千兩千的，去掉開銷，估計也就剛剛完成原始積累，處於開始脫貧致富奔小康階段。

而這貌似平淡的世間，隱藏著無盡的繁華富貴，文明與智慧的積累，深不可測，又拒人千里，任你已然人模狗樣，它冷冷一瞥，就能把你打回十萬八千里之外，新發跡的人，心裡是沒底的，胡蘭成的所謂高官，在那樣一種不動聲色的高貴面前，馬上還原成一個「死跑龍套的」。而他遇到張愛玲之前，連豔羨都不敢有，因為找不到大門，甚至找不到蹤跡。

遇到張愛玲之後，才開始一切皆有可能。

還沒等他跟張愛玲接上頭，就因為「政見」與汪精衛不和，乾脆「越級」直接勾搭日本人，弄得汪精衛大不滿，把他投進了監獄，後來張愛玲告訴他，那期間，她曾和蘇青去周佛海家去為他說情，胡蘭成後來聽張愛玲說起，連連歎她幼稚，他跟周佛海就不是一派的。

咱就別管漢奸們都有哪些派系了，更重要的是，矜持到以熱心腸為恥的張愛玲，為什麼去周佛海家為胡蘭成說情？按常理推想一下，應該是被蘇青拉去的，但若張愛玲沒興趣，她也不是一個可以為朋友勉為其難的人。

大概是胡蘭成的歡喜顛倒得動靜太大，傳入張愛玲耳中，張愛玲從不隱晦自己的超級自戀，炎櫻諷刺她可以摟著自己的照片睡覺了。胡蘭成也說，別人說她好，無論說中說不中，她總是高興的，現在，一個陌生男人，那樣熱情洋溢地激賞她，想起來就覺得綺麗，外表油鹽不進，內心卻敏感得如絲綿蘸著胭脂，輕易就洇得一塌糊塗的張愛玲，自然更不會無動於衷。

有感謝，也有感懷，她揣著這樣的情緒走入周佛海的家，她不是一個輕易行動的人，所以，那個於史無載的時刻，可以看作這段情事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