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陰陽家與漢代軍事
作者：邵鴻
研究漢代軍事史和思想文化史，必須研究兵陰陽家。漢代一切軍事活動，都深受術數與兵陰陽學的影響和支配，戰爭不僅表現為激烈的武裝衝突，同時也是術數的詭譎對抗。從兵陰陽家的發展史看，漢代上承戰國，下啟魏晉，是兵陰陽家進入全盛和重要的轉折時期。同時，兵陰陽學對漢代政治和思想文化也有深刻影響。近二十多年來，大量戰國秦漢時期的兵陰陽文獻出土面世，考古和古文字學界的學者多有整理和探討，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和機遇，但歷史學界尚少相應的工作[1]。本文試就漢代兵陰陽家的發展及其對漢代軍事的影響，以及兩漢王朝對兵陰陽家的基本政策略作討論，敬祈讀者指正。
一
有關戰爭的巫術和軍事術數，和戰爭的歷史一樣古老。中國先秦軍事術數已相當繁複發達[2]，到戰國時期，傳統軍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影響、改造下，兵陰陽家逐漸產生和發展。
所謂兵陰陽家，《漢書·藝文志》中有經典的描述：“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以為助者也。”順時、刑德、鬥擊、五勝云云，表明兵陰陽家實際上是在陰陽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種術數形式在軍事理論和實踐中的運用或延伸; 而“假鬼神以為助”，則意味著一切借助鬼神的方術巫法在軍事上的應用，也都可以歸入兵陰陽的範圍。兵陰陽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種軍事術數，諸如卜筮、占星、佔雲氣、占夢、祭祀、禳禱、詛咒、厭勝和形形色色的雜佔、巫術等，又與以往軍術不同，兵陰陽家是陰陽五行化的軍事術數，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軍事術數史進入了新階段。
戰國社會的巨變和戰爭的激烈，使兵陰陽家的發展極為迅速。正如《史記·天官書》所說：“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併為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工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漢代承其餘緒，兵陰陽家繼續發展。
第一， 大批兵陰陽家著作問世。
漢代是中國軍事著作創作高峰之一，漢初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共得兵書182種，“定著三十五家”[3]; 至東漢初，《漢書·藝文志》收錄兵書53家，790篇，另有12家，451篇或省去，或入他類。兵陰陽家著作隨之大量出現。《漢志》著錄兵陰陽家13種，數量似乎不多，但這不僅沒有包括東漢時期的著作，而且可以肯定只是此前同類著作的一部分，因為考古發現的多種此類文獻並不在其中。以最重要的幾次發現為例：湖南長沙馬王堆、山東臨沂銀雀山和安徽阜陽擂鼓墩漢墓出土術數文獻都在10余種以上，其中可歸入兵陰陽家者有：馬王堆《五星佔》、《天文氣象雜佔》、《刑德》（甲乙丙三種）、《辟兵圖》、《陰陽五行》（甲乙兩種）; 銀雀山《地典》[4]、《雄牝城》、《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擬題《佔書》中的若干種[5]; 擂鼓墩《五星》、《星佔》、《刑德》（甲乙兩種）。僅這幾項，合計已在16種以上。這還未包括漢代源源不斷涌現的各種雖非兵陰陽的專門著作，但同樣包含有大量兵陰陽內容的術數文獻。以堪稱漢代星佔大全的《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為例，其所述大部屬於軍佔。據統計，《天官書》的星佔學內容共有321款，其分佈為：
用兵 142 44.2%
年成豐欠 49 15.3%
兇或有憂 22 6.9%
喪 19 5.9%
國利、昌、得天下 17 5.3%
王者惡之或有憂 15 4.7%
其他（土地得失、
內亂、盜賊等） 57 17.8%
引自江曉原：《星佔學與傳統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頁。
上表中，用兵接近總數的一半，另一些類別也往往與軍事相關。星佔學因其特殊地位與一般民間術數關注的問題側重有所不同，但上述數字總是說明瞭當時術數書籍通常都與軍事有密切聯繫。《漢書·藝文志》“術數略”下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佔6類190家、2528卷中的許多書籍，與兵陰陽家往往難以絕然分別。有些書，象“五行”下的《風後孤虛》20卷和《五音奇胲用兵》23卷等，其實更應移入“兵書略”的“兵陰陽家”。
在同時代的兵書裏面，也有大量兵陰陽文字。典型的例證是，漢代十分流行並不斷增補的《孫子兵法》，《漢志》著錄82篇，十三篇之外的69篇軍術色彩十分濃厚[6]。類似的還有《太公兵法》，軍術文字頗多，僅在《通典》第162卷引文中，就有62條雲氣佔文，因而漢末《六韜》竟被視為《洪范五行傳》一流的“陰陽緯侯”之書[7]。另外從西漢後期逐漸盛行起來的緯書中，此類內容亦夥，如《河圖帝覽嬉》：“月與太白相過，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春秋考異郵》：“五星聚于一宿，天下兵起。”《春秋文耀鉤》：“流星入參，有兵起，客軍破，……一曰先起兵者亡，後起兵者昌，期三年。”[8]有關例子，《開元佔經》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緯書四十種》裏收集非常之多。至於其他著作，其實也常有兵陰陽之論，象《越絕書·越絕外傳記軍氣》，就是研究漢代軍氣之佔的重要材料。可見，漢代確實是兵陰陽家著述的一個高潮時期。 第二， 兵陰陽術數形式有新的創造和發展。
漢代，陰陽五行學說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漸流行，特別是董仲舒將其與儒家思想緊密結合，鼓吹天人感應和陰陽災異理論的新儒學體系得以建立，並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過程中成為官方正統哲學之後，“陰陽者，王事之本”遂成為當時學術、政治的不易之旨[9]。戰國以來術數的陰陽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動，新型術數層出不窮，傳統術數有所發展。著名術數家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劉向、劉歆等人的《洪范》災異之佔，翼奉、京房、張衡、郎宗、郎 等人的律曆陰陽風角之佔，孟喜、焦延壽、京房、揚雄等人的各種《易》佔，司馬遷、劉向父子和襄楷、張衡等人的星佔等等，均為後世典範。其他術數如六壬、太一、九宮、六甲、孤虛、建除、形法、房中、服食等也有較大發展[10]。正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描述：
“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瞑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佔、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妖祥，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就軍事而言，當時較重要的術數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國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為人們熟悉的占卜術。《史記·龜策列傳》：“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兇”。 漢代各種新方術和兵陰陽家大興，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戰爭術數之一。《龜策列傳》載漢武帝“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像，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這並非武帝朝的特殊現象，而是兩漢之通狀。
天文雲氣佔。這也是古老的軍事佔候之術。《淮南子·兵略訓》：“明于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明于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譏祥，此善為天道者也。”《漢志》著錄和考古發現此類文獻最多，而從《天官書》、《天文志》和簡牘帛書資料中，不難發現戰國秦漢時期各種天象、雲氣的記錄和分類比春秋複雜細緻的多，不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眾多恒星及氣象現象，佔斷也極為廣泛繁雜。如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佔》僅慧星就有29個圖形和18個名稱，雲氣則有200多種，每個圖形之下均有吉兇佔文且絕大多數與軍事有關。
式佔。式佔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禮》中就有“大師，太師抱天時以從”的記載。“天時”即式盤。但式法的廣泛流行，是西漢以來的事情。目前漢代式盤實物已發現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滅前模倣式盤製作威鬥，是治史者熟知的。式佔稍後分化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軍術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佔基礎上生出的奇門遁甲術，向被視為兵陰陽家的看家本領。
風角。候風術的出現不晚于商代，其演變為系統的風角預測術並用於軍事，則不遲于春秋而活躍于漢，名家輩出。漢代兵陰陽家的風角言，《天官書》和《天文志》有專門論述，《漢志》“兵陰陽家”著錄有《師曠》8篇，“五行”有《五音奇賅用兵》、《五音奇賅刑德》，銀雀山漢簡有《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馬遷著《史記》，其兵書即《律書》[12]，充分表明瞭其軍事上的重要地位。風角和奇門遁甲一樣，也被後世的術數家十分看重。
象佔。根據自然界的種種奇異罕見現象推斷人事，即象佔（也可稱作雜佔）。戰國以前，象佔之事已多，但漢代有質的飛躍。建立在天人感應基礎上的災異學說自西漢中期盛行起來後，形成中國兩千多年講究災異的傳統，其集大成之代表作，為劉向《洪范五行傳》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漢書·五行志》。從此，幾乎一切少見的自然現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災、動植物異常乃至於特殊的人類生理、病理現象和民俗、謠諺等，都在陰陽五行的框架下被賦于特殊意義，並被鄭重記錄和向皇帝報告。災異說導致象佔在政治、軍事活動中更加流行，《漢書·五行志》蒐集事例甚多。
擇吉。幾乎所有術數都有擇吉功能，這裡僅指較專門的時日選擇之術如建除、刑德、孤虛等。“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法愈鑿，”[13]“時日之書，眾多非一”[14 ]，所以才會出現武帝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兇，歷家曰小兇，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這樣近乎喜劇性的場面。漢代兵事擇吉而動，一如前代，《龜策列傳》所謂“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即是。劉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16]，就是一個典型的史證。 圖讖：西漢後期以來讖緯大興，作為一種術數形式，它雖與兵陰陽學說不是一回事，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本以預測政治變動為主要功能的圖籍，常有兵陰陽文字側身其間，而且事實上漢代人確實每每運用讖書惑眾起兵和決斷軍事，如劉揚等“造作讖記”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稱帝鄗城，公孫瓚以讖謠遷守易城，等等[17 ]。
道教。眾所週知，漢代是中國道教起源和形成時期。道教在民間巫術和方士方術基礎上，創造出一套科儀和符錄法術，而這些東西，到東漢就很快被運用或影響到軍事中來，如：
《後漢書》注引《江表傳》：幹吉在吳會立精舍，燒香傳教，“助軍作福，醫護將士，”江東將士多拜之。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
《太平禦覽》卷337引曹操《掩獲宋金生表》：“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雲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其令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曹命將掩捉，俘虜甚多。
《後漢書·臧洪傳》：黃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禱群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魏書》：卓將牛輔膽怯恐懼，“常把辟兵符，以斧質致其旁，欲以自強。”
《資治通鑒》卷210，獻帝建安十五年：張津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雲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
漢代大量涌現的“妖賊”，更是以道教為號召和戰鬥手段（詳下）。
道教是宗教，與兵陰陽家也不屬於同一范疇，然而道教“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宗，而多巫覡雜語”[18]，運用道術從事戰爭活動，事實上也頗合《漢志》界定的兵陰陽家的主要特徵。所以，道教也可以視為兵陰陽家的一種特殊發展和表現形式。
祭禳祝咒。先秦時期，軍事祭祀和禳禱之法已經極為發達。漢代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有新的發展：一是專門的軍神祭禱的確立。秦代以蚩尤為軍神“兵主”，立祠長安[19]; 高祖起兵，“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而釁旗鼓，幟皆赤”[20]。漢興，蚩尤亦成為一代軍神。漢武帝時又加太一神為出兵祭祀對象，“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牧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21]二是禳禱詛咒之術更形發達。作為統一帝國，漢王朝有意識地將各地方士巫師集中于長安，形形色色的地方術數融會交流，並被運用國之大事中[22]。如武帝時對匈奴作戰，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詛軍術”，以對抗對方的同類術數。馬王堆所出“辟兵圖”，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語。[23]
厭勝：厭勝是用巫術手段，祛禍趨福或致禍於人的術數形式。漢代政爭中巫蠱厭勝風氣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時在軍事上同樣注重厭勝，命將取名、佔候不利和戰爭激烈之時，每每用及。如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下。”[24]
第三，研習、傳授者眾多。
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都離不開的一個基礎是，漢代有大批的人在學習、研究和教授兵陰陽學。春秋晚期以來，私學興起，民間兵學授受亦因此發生。戰國著名軍事家孫臏和龐涓受教于鬼穀子，就是一個典型故事。漢代私家教育之發達超過戰國，民間術數教習蔚然成風。下面是從兩漢書中隨手拈來的一些例子：
路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也。”
夏侯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范五行傳，說災異。”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翼奉，“淳學不仕，好律曆陰陽卜佔。”（以上見《漢書》各人本傳.）
至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
楊統，“從犍為固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郎凱，“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釁，延致學徒常數萬人。”
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
崔瑗，“（師賈逵）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
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余人。”（以上見《後漢書》個人本傳）
李固，“負笈近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于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佔，窮神知變。”（《後漢書·李固傳》注引謝承《後漢書》）
漢代經學特重陰陽災異讖緯之說，其內容又多關乎軍事，則當時經學教學大都與兵陰陽不無關係，至於專門的陰陽術數之學，更是不言而喻。
民間術數傳習並非單純教學，同時還包括了研究活動。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在馬融門下學習，馬融常和高足在樓上討論術數之學，後發現鄭的才華，鄭才得以登樓共同切磋[25]。故漢代民間講學團體就是研究團體，民間傳授術數陰陽之學的盛況，正反映了研究者的眾多和深入。兵陰陽家和各種術數之學的繁榮，順理成章。漢代屢向社會徵集兵陰陽人才，應募者或多達數千人（見下），既是這一現象的必然結果，也是它的最佳證明。
要之，漢代兵陰陽家在戰國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著急劇發展的勢頭，達到了繁盛的高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戰國開始的軍事術數的陰陽五行化過程，到漢代已經完成，從而確立了後此二千年中國兵陰陽家的基本格局。
二
漢代兵陰陽家的顯著發展，還體現在它們被廣泛運用於實戰，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戰爭和軍事。雖然當代有關漢代軍事史的著述，展現的始終是單純的戰役、戰鬥和相關活動，然而只要稍微留意史料就不難發現，漢代戰爭自始至終充滿著術數和兵陰陽家行為。《孫臏兵法 ? 行篡》：“陰陽，所以聚眾合敵也。”林林總總的兵陰陽著作和孫吳兵法一起，共同支配著統帥和全軍的觀念與行動，戰爭繼續呈現先秦以來的雙重鬥爭的特點。
兵陰陽家深刻影響了漢代戰爭的發生。
毫無疑問，漢代戰爭的發生和歷史上絕大多數戰爭一樣，主要根源於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但是，軍術至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斷因素。
武帝徵和三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進攻匈奴，劉徹後來敘述其定策過程說：
“向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罔若馬’，又漢使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為‘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使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鬲+甫）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鬲+甫）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 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26]
這次戰爭，漢廷在決定是否出兵時，先是大臣以象佔匈奴不祥可擊，復經《易》筮、方士、太史星氣佔及太卜官的龜卜蓍佔，全部為吉。筮帥，貳師將軍李廣利最吉，路線則以出（鬲+甫）山為必克。武帝下決心出兵，卻遭受了西漢對匈戰爭中最慘重的失敗。雖說對匈作戰是武帝既定的國策，但顯然正是術數使之草率決定發動了本次戰爭。
再舉一例。新莽後期，衛將軍王涉和門下道士西門君惠密謀反莽。君惠說“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找到術數大師國師公劉歆，劉推天文人事必成，但提出“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因此延宕了時日，事發被殺，政變胎死腹中。[27]本例當發不發，而以兵陰陽之說決定軍事大計則與上例如出一轍。
可見，即使漢代不是所有戰爭發動都有術數在起作用，至少對大多數決策人來說，術數是他們抉擇的必然參照，慎重的術數準備是漢代發動戰爭的必備前奏。
軍事術數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戰爭的進程和結局。
兵陰陽家特別講究作戰時日，軍術常常決定具體戰鬥時間，從而影響甚至決定戰爭發展和勝負。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率軍徵羌，取屯田待機之策。宣帝屢次催促發兵進擊，詔書中特別指出：“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兇。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其秋再次下詔：“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後因充國反復陳辭，意見經激烈爭論為漢廷採納，終以屯田緩進之策取得勝利[28]。顯而易見，一般情況下將領必須執行命令，如果這樣，漢軍此次作戰的結果就很難說了。又如建武元年，鄧禹攻河東，更始軍王匡、成丹等合軍十余萬眾與之大戰。首日東漢軍大敗，潰不成軍，再戰必敗無疑。然王匡等因次日癸亥，係“六甲窮日”（即六十甲子最後一天），術家認為戰鬥不吉而停戰，鄧禹得以從容休整部隊，調整部署。待第三天王匡大舉進攻，漢軍反敗為勝，大破更始軍，一舉奪得河東，為漢軍西進關中奠定了基礎。這一戰例是當戰不戰而敗，而十年後的另一次戰鬥則是不當戰而戰導致敗亡。建武十一年，吳漢攻蜀，漢軍久屯成都堅城之下，因乏糧準備焚燒輜重撤退。然就在此時，公孫述閱讀佔書，見“虜死城下”之語而出兵決戰，結果大敗，本人也被殺于陣中。漢代還有日食停止軍事行動的規定，後漢建武七年、永平十八年和興平元年，均曾因日食而“寢兵”[29]，這當然也要影響正在進行的戰事。正因為軍術對決定戰鬥時間有特殊作用，有些將領如漢末的袁紹，每戰必與豢養的術士“剋會期日”，十分信從[30]。類似現象在漢代少數民族中也同樣存在，如匈奴“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31]。
術數在漢代有時還成為預警手段。《後漢書·楊厚傳》：永建四年，厚上言“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時順帝將西巡，因此而止。同書《郎·傳》： 據星佔上書，稱當年（陽嘉二年）立秋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馬融傳》：時馬融亦上書：“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致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率如融言。”預先防範是軍事決策的關鍵之一，其對戰爭的成敗利鈍自然密切相關。當然，這種預警自非科學決策，有些軍將對這種預警作用癡迷至深，反為所誤。漢末董卓部將牛輔，“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兇，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32]這樣的將領，只能有敗亡一途。
兵陰陽家對軍隊行動的背向舉止規定至為苛密，必然對軍事行動中的戰術運用有所制約。本文中大量的例證都表明，漢代作戰時，將領無不採取術數行為以求剋敵制勝。有的將領運氣好，或能獲勝，更多的則必然如宋金生、焦和、張津等人那樣，遭至可悲下場。
由於漢人對術數的迷信，某些罕見自然現象的發生，以及將領“神道設教”、假手天意，也會對士氣從而戰爭結局產生作用。新末著名的昆陽之戰，漢末董卓韓遂之戰，新、韓軍所以失敗，就因為當時正好有流星隕落營中，而這在軍佔書裏屬於大兇之兆，導致軍心混亂不安，失去鬥志。[33]正因為這樣，漢代各種軍事行動從一開始，就很少有人不利用術數大做文章，宣揚己方上得天助，動搖敵方士氣民心。從高祖斬蛇和五星聚于東井的神話，到劉秀的讖謠赤伏之符，再到張角“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天下太平，歲在甲子”之號召及其種種道術施為，這一現象貫穿有漢一代的全部軍事史。戰爭進程中雙方也總是利用術數聳動蠱惑人心，無所不用其極。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收效于蕓蕓士卒，如東漢耿恭被困疏勒，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拜禱于井，水忽涌現，將士皆呼萬歲，士氣大振，而匈奴“以為神明，乃引去”[34]; 更可以吸引英雄豪傑投入麾下：漢初張耳就是因聽從了術士甘公所說五星聚于秦分，劉邦必勝而項羽將敗的說法而投漢，東漢初蘇竟則以圖讖、星象說服鄧仲況和劉龔歸順光武。[35]有些高明的將領，充分利用敵之迷信，出奇制勝。東漢班超攻于闐，“其俗信巫”，班超出其不意殺死該國首席大巫師，于闐軍民震動喪膽，立即開城投降。[36]漢初分封，高祖警告吳王劉濞：“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焉？”[37]這個警告後來雖未起到作用，但劉邦試圖以相術和佔氣之說抑制為人強悍的劉濞生出反心，用意是很明顯的。
術數和兵陰陽家行為，使漢代戰爭繼續保持了傳統戰爭的雙重性質。
春秋以前的戰爭，具有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們是人力、物力與組織指揮的較量，另一方面，它們又表現為術數的攻防。上文諸多敘述已表明，漢代這一特徵仍然鮮明可見。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讓我們再以徵和三年漢攻匈奴一役為例。戰前漢朝進行了大量術數操作已如上述（另西漢向有以女巫詛敵的傳統[38]，此次必不例外），而面對漢朝的軍隊和軍術，匈奴先是縛馬詛咒漢軍，“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又卜‘漢軍一將不吉’”[39]。當雙方將士廝殺疆場之際，還有兩支隊伍在暗中較勁：一是漢朝的方士巫師，一是匈奴的眾多巫覡。戰爭的“術戰”特性，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順便指出，不僅匈奴，當時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軍事術數並將其用於戰爭。《史記·龜策列傳》：“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位，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信，以知來事。”所以漢王朝的對外戰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術數“戰伐攻擊”的內容。
兩漢之際面對各地反叛王莽的所做所為，則可以為內戰中同類現象的典型。王莽癡迷術數，一舉一動，無不用之。他大造廟祠，禳禱無已，“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余種”[40]。又大搞厭勝，派武士入漢高祖廟中劍刺斧砍，住兵其中，下令“使長安宮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劉縯）像于塾，旦起射之”[41]。其命將，乘乾車坤馬，以五為紀，“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42]，“如此屬不可勝記。”[43]軍情緊急時，王莽甚至帶領群臣到南郊向天哭嚎以厭漢軍，還特別製作了可“厭勝眾兵”的“威鬥”，置於左右。威鬥以五色土和五石銅在特定時日鑄成，象徵著北斗“不可與敵”的神力。直到綠林軍攻入長安，大勢已去，王莽“猶抱持符命、威鬥”。而在王莽的對立面，農民軍和各反莽武裝也同樣在術數支配下行動。如赤眉軍，從齊地帶著城陽景王的神像轉戰南北，由巫覡從中轉達神意，遇事和作戰聽神意以決。這和王莽的舉動雖有文野之別，實質卻都是以術數為武器，乞求勝利。 以術數為軍事對抗的手段，甚至體現在武器製作方面。《漢書 ·韓延壽傳》：延壽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特意選擇月食時製造武器，是因為按照陰陽五行理論此時陰氣極盛，而兵器亦為陰殺之器，可達到交感的目的，賦予武器最大的威力。王莽以特定時日製作“威鬥”，也是類似的理念使然。於是，武器既是物質的，又是術數的符號和載體，戰爭的兩重性首先發生於戰爭的工具之中。
術數戰是中國古代軍事史的通例，直至近代亦然。然而漢代表現得較後代更為突出，也是無疑的。春秋戰國時期，當軍術和兵陰陽家蓬勃發展之際，與之相對立的軍事唯物主義思想亦隨之而起，對其進行了尖銳批判。其皎皎者如尉繚、韓非，堅決反對天官時日之說和佔候卜筮，認為勝負純粹由戰爭雙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所決定。然而在漢人的軍事著作中，卻反而較少有類似聲音，絕大多數都充滿了兵陰陽家的色彩。儘管賈誼、王充等人曾對術數活動有所批判，但在兵家中並沒引起有明顯的反響。就是象曹操這樣不信方士，堅決反對民間雜神迷信的傑出軍事家，出兵時也會垂詢兵陰陽學者[43]，所著兵書中也有兵陰陽家文字，如“太白已出高，賊魚入人境，可擊必勝”之類。[44]和戰國時期相比，漢代繼續保持了術數對軍事的強有力支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強化。
三
兵陰陽學說和觀念的盛行，對漢代軍隊組織和軍官選拔也有重要影響。
商周軍事佔候主要由國家和貴族家內常設術數人員來進行，戰爭期間，他們隨軍出發，隨時滿足軍術需要。戰國時期，隨著常備軍的形成和戰爭規模、形式的發展變化，軍中出現了專職術數軍官，如楚軍中有“視日”，即軍中日者。《史記·陳涉世家》：“（周文）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如淳注：“視日時吉兇，舉動之吉也。司馬季主為日者。”《六韜·龍韜·論將》：“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這也反映戰國軍將幕府內確實配置有術數軍官。
漢代的軍事術數保障，則是通過以下體系來實現的。
第一，平戰結合的國家術數人員。漢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太常屬下，有太史令負責天文氣象佔候，太卜令負責卜筮（後省並太史），太祝令負責祭祀穰禱，均六百石。另有諸多巫覡散在宮廷和一些國家部門，如長安諸祠官有女巫，又有梁、晉、秦、荊、九天諸巫，“皆以歲時祠宮中”。又有河巫祠河于臨晉，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等等。[45]她（他）們平時為朝廷和王室服務，戰時則是勝利的特殊保障者，這一點上面已經說到。其中，太史令一職最為重要。太史為王朝最主要的佔候職務，機構頗為龐大。其屬員據《漢官》有：“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一人”; “靈臺待詔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而人候氣，三人候咎景，七人候鐘律，一人舍人。”太史必須經常、及時地向皇帝和朝廷報告占星望氣的結果，對軍政大事發生影響。與軍事有關的例子如：《漢書·王莽傳中》：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記，六歲一改元，布天下。”《王莽傳下》：地皇四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後漢書·靈帝紀》：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謀誅諸宦官，“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有時，太史還直接以施術者的身份介入軍事行動，如武帝時太史奉靈旗“指所伐國”。 第二，知曉軍術的軍官隊伍。漢代軍官多曉佔候禳辟之術，這首先是因為當時尚未形成後代那種固定的文武分職，在朝廷，諸臣經常要領兵遠征; 而地方重要的行政官員如縣令、長，郡守和州牧，均是法定的一地最高軍事長官。漢代長吏多由經術進，而士人研習術數蔚然成風，因此當他們成為將領帶兵上陣時，並不缺乏兵陰陽素質。而且作為軍官，看來他們的職業訓練中也不乏相關內容，至少他們中的許多人平時較注意學習和研究兵陰陽家的著作。銀雀山一號漢墓主可能是一個下層軍官（司馬），墓中出土大批兵書特別是兵陰陽家的典籍，應非偶然。有跡象表明，精通術數在當時就是堪為將才的標誌。《後漢書· 王景傳》：景先祖王仲，“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于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 《漢書·宣元六王傳》：淮陽王欽欲有所為，有人薦言“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悅”。此外如蘇竟為代郡中尉，楊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董扶任蜀郡屬國都尉，許楊為酒泉都尉等[46]。可見，通曉兵陰陽學是漢代軍官的素質要求之一。
第三，徵招延攬軍術人才。兩漢高級將領，多徵辟才士于幕中，術數人才是他們招致的重要對象。這既是補己之不足，也是戰鬥力的直接貯存。新莽時“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試圖發動政變失敗已如上述，又如：建武三年，名術士郅惲被積弩將軍傅俊任命為將軍長史，“授以軍政”[47]。中平五年，望氣者說京師將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何進的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進言，要天子將兵以為厭勝，何進奏靈帝行之。[48]許、何二人顯係郅惲一流的人物。元鳳三年，“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49]，這些人能同朝廷術數官員一起從事天文佔侯和曆法校定，自然也是高水準的專家。有些將領帳下，還招致有巫覡之流，“蓍筮常陳于前，巫祝不去于側”[50]。《太平禦覽》卷735引《幽明錄》：“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其部將李傕、牛輔等之好巫，也一點不遜於董卓。
在很多時候，王朝也會直接向民間徵招軍術人才，“拔擢天士，任以大職。”[51]武帝時，就有所謂“公車方士”[52]; 元帝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能為天文方術圖讖兵法教授者，至者數千人。[53]這種舉措，在新莽時期達到了高潮。王莽曾“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又曾“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以徵山東。史稱前來應募者數以萬計，“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鬥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鬲＋羽）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茍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54]
可見，在漢代軍隊組織中，術數人員具有重要地位，他們作為軍中不可缺少的必備人士，主要不是通過設置專職軍官來保證，而是通過發揮國家專職術數人員作用和選拔精通術數者成為軍官或幕僚來實現的。研究漢代軍制，必須注意這個問題。漢代對軍官術數素質的看重，當然是當時軍事的術數鬥爭性質所決定的。而漢代民間教育和術數教育的發展，則為漢代軍官有關素質的培養和人才選拔提供了切實的保障。
四
兵陰陽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漢王朝對其持一種相當注重和關切的態度。王朝在積極施行軍術，大力延攬術數人才，加強軍官有關素質的同時，逐漸對社會上包括兵陰陽家在內的術數書籍和活動加以限制和控制。
術數是一柄雙刃劍，專制皇權可以用它來為自己服務，被統治者和反叛勢力也可以利用術數達到自己的目的。兵陰陽作為一種特殊的軍事力量，人們對其高度信奉從而深受制約，誰掌握了它，誰就可能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產生嚴重的不利後果。
漢代皇權統治的主要威脅，首先來自諸侯王勢力，而他們的反叛多有術數背景。漢景帝時爆發吳楚七國之亂，劉濞鼓動同夥：“慧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55]，其號召之一就是星變。東漢光武帝卒，廣陵王劉荊作書，歷數軒轅、太白和太子諸星的異象，煽動東海王劉強“努力卒事”[56]。漢制，諸侯王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57]，也設有卜、史、太常等專業術數人員，為諸侯王提供專門服務。然而這些野心勃勃的貴族並不以此為滿足，總是大肆招攬術士，以求一逞。濟北王興居和淮陽王欽拉攏“道術”之士的事例，上面已經提到。武帝時淮南王劉安豢養眾多術士，建元六年慧星見，術士言：“先吳軍起時，慧星出長竟尺，然尚流血千里。今慧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於是劉安“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遊士奇才。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58]。武帝之子燕王旦，也久蓄異謀，一面大修兵車戰守之備，一面招致術士如占星呂廣等為門客，為其出謀劃策。[59]術數實為諸侯王們不臣之心的重要支柱和法寶。
而在民間，各種反抗力量也往往以術數為武器和旗幟。秦末陳勝、吳廣“篝火狐鳴”、魚腹藏書發動起義，已開漢代農民戰爭利用神秘主義的先河。西漢末的赤眉軍，則借助城陽景王的神靈和巫覡之力發號施令。東漢道教逐漸流行，“妖賊”益多，成為一個顯著的歷史現象。見於《後漢書》者如：
建武十七年秋七月，“妖巫李廣等起據皖城”，“自稱‘南嶽大師’”。《光武帝紀下》、《馬援傳》
建武十九年春，“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同上
陽嘉元年三月，“楊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順帝紀》
永嘉元年十一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質帝紀》
建和二年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並圖舉兵，悉伏誅。”《桓帝紀》
延熹八年九月，“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圭璧、鐵券，相署置。”同上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生父為越王，攻城破邑，眾以萬數。”《臧洪傳》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駱曜教民緬匿法。”《劉璋傳》注引《典略》。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方，皆著黃巾，同日反叛。”《靈帝紀》
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同上
所謂“妖賊”，乃是早期道教領袖和民間巫師以神道鼓動發起的民眾起義，東漢一朝，此伏彼起，最終導致了黃巾軍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徹底動搖了東漢王朝的統治。如上所述，道教是術數的宗教化發展和兵陰陽家的特殊形式，所以“妖賊”之興，特別體現了術數和兵陰陽家的發展對王朝統治不斷增長的消極作用和威脅。不過，當時民間流行的並不只有道教，比如西漢後期起廣泛流行的讖緯，也曾極大地鼓舞民間的反叛活動。創立東漢王朝的劉秀本人，便是這種術數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漢代對包括兵陰陽家在內的多種術數活動開始加以限制甚至禁止。
漢代對術數書籍存在著某種限制和禁忌。其突出表現，就是“秘書”制度[60]。漢中央政府和宮廷中設有若干重要藏書機構，外廷有石渠閣、延閣和石室、廣內，內禁則有麒麟、天祿閣和蘭臺、東觀，號為“秘府”[61]，所藏書籍即所謂“秘書”或“中秘書”。讀秘書需經皇帝特別授權，劉向父子、班斿、揚雄、賈逵、班固諸人獲准校讀秘書，已是大幸; 而班斿、蔡邕、東平王蒼等能得到御賜秘書副本，更是極高的榮譽。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陰陽術數類書是“秘書”中尤特殊者。術數在漢代因為其神秘性質而被視為“秘道”[62]，因而術數類圖籍也被稱作“秘書”、“秘要”、“秘記”、“秘經”、“秘文”等[63]。（按此類秘籍，主要指圖讖類文字，其學則被稱為“內學”、“秘學”。《說文·易部》：“秘書說曰：‘日月為易’。”段注：“秘書，緯書。”《後漢書·方術列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李賢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但其也可指其他方術書，如：《晉書· 陳訓傳》：“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佔侯無不畢綜。”）其所以神秘，自然是由於術數書被認為直接與天意相關，閱者可以從中窺見玄機，並獲得超自然的力量。東漢順帝時，黃瓊、李固等人因災異屢見上書，就要求“開石室，陳圖書，招言群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 [64]。因而，它們和其他許多“中秘書”僅僅因稀有而珍藏大內有所不同，術數書是“秘書”中的“秘書”。
所以，有關圖書為王朝特別留意和關切也就不足為奇了。西漢成帝時，東平思王劉宇因“時書不布”，“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算，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予。”[65]。王鳳的一番話，把漢廷之所以限制有“明鬼神，信物怪”和“天官災異，地形厄塞”內容書籍流傳的原因說得十分清楚，就是害怕諸侯王或其他勢力利用術數反叛朝廷。劉宇以皇叔父之尊尚不可得而讀之，說明西漢對術數尤其是與軍事有關的術數書籍加以提防和控制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太平禦覽》卷177引《五經異義》：“天子有三台，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龜。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此說與歷史事實不符，但卻表明瞭漢儒從維護中央集權的目的出發，限制諸侯王勢力利用術數的要求。這種要求，和他們借《春秋》宣傳“春秋之義，家不藏甲”一類的主張如出一轍。
與此相一致，某些術數活動在漢代被不同程度地禁止。先秦已有禁止部分術數活動的跡象，在兵家著作中很被強調。《孫子兵法·九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曹注：“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六韜·文韜·上賢》：“偽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秦代為鞏固集權統治，焚書坑儒，設“妖言令”。漢代雖一度廢“妖言令”[66]，但隨即恢復，故兩漢屢見以“妖言惑眾”、“共為妖言”之罪誅殺、重懲大臣和士人的事件[67]。受禁對象還不止“妖言”，成書于西漢前期的《禮記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鄭玄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禮記》係儒書而非國法，但漢代“挾左道”處以大辟重刑則多有證明。類似的還有“祝咒”。漢代詛咒皇帝係大逆死罪自不待言，高級官員亦不得私行祝咒，武帝時丞相劉屈釐即坐此腰斬。[68]《漢書·息夫躬傳》：息夫躬致仕後，“夜自被發，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為人告發，指其“候星歷，視天子吉兇，與巫同詛咒”而下獄死。將這些綜合起來看，漢王朝對使用術數手段損害和顛覆專制統治的防範明顯加強。儘管當時有關法律禁止術數活動的範圍和程度與後代相比還有差距，特別是其禁止的主要是針對皇帝、朝廷和嚴重有損於王朝統治的術數行為而不是這些術數形式本身，但很清楚，術數已經是一種可能不利於民間研習和實踐者身家性命的活動了。 建安年間，朝廷正式下詔“科禁內學及兵書，”私人有藏者，皆送官治罪[69]。內學即秘學，而兵書中絕大多數充斥著兵陰陽家之說，所以科禁收書之舉，即是上述政策、法令的進一步發展，也正式拉開了禁止民間修習應用術數特別是兵陰陽學的大幕。而在江東，孫策殺掉了號稱能“助軍作福”的著名道士幹吉，表明這種嚴禁政策的發生具有普遍性。 這裡有兩個問題必須明確。第一，漢王朝開始限制和禁止術數和兵陰陽學在民間傳播，當然不是否定術數活動，而只是力圖壟斷和控制術數權力，使之只能為專制統治服務而不會成為破壞性力量。它從一個方面加強了漢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並體現了這種加強。這不但與王朝在軍政事務中崇奉依賴術數的事實不相矛盾，而且正因為此，漢王朝才不斷強化術數活動的控制。如果將其視為反對迷信，適所謂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漢代兵陰陽家的流傳，在東漢後期以前，整體上並沒有受到禁止，否則就不會有兵陰陽家的繁榮。從更長的時段看，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能夠有效控制兵陰陽家和術數在民間的傳播，皇權試圖壟斷術數權力的結果往往是使官方術數形式日益僵化和失效，民間術數活動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斷發展，從而又使專制皇權不得不向民間求得術數需求的滿足。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將另文專門討論。
註釋：
[1] 多年來，中國的饒宗頤、李學勤、李家浩、李零、曾憲通、吳九龍、劉樂賢、連劭名等，國外的艾蘭、夏含夷、班大為、卡林諾夫斯基、葉山等，對戰國秦漢時期術數文獻研究較多。限于篇幅，恕不能將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一一列舉。近年來對同期軍事術數文獻進行綜合研究的，參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簡帛兵學文獻軍術考述》，《華學》第二輯。在歷史學界，筆者所見專門研究文章有楊一民：《兵陰陽家初探》，《孫子學刊》1992年第1期; 田旭東：《兵陰陽家初探》，《孫子兵法及其現代價值──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
[2] 參拙作《春秋軍事術數考述》，《南昌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本文有關先秦兵陰陽家的論述，均請參看。
[3] 《漢書 · 藝文志》
[4] 《地典》可能就是《漢志》“兵陰陽家”著錄的《地典》六篇。
[5] 《佔書》整理者視為一書，但據葉山說，其應含有幾種文獻。另簡牘中可能還有一種名為《兵忌》的書。參葉山：《論銀雀山陰陽文獻的復原及其與道家黃老學派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參注[1]陳偉武文。
[7] [43]《太平廣記》卷191引《拾遺記》：“（曹章）學陰陽緯侯之術，誦《六韜》、《洪范》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問章，取其利師之訣。”
[8] 《開元佔經》卷9、卷19、卷72引。
[9] 《漢書·魏相傳》
[10] 參王鐵：《漢代學術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11] 參李零：《中國方術考》第二章，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
[12]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史記律書即兵書”。
[13] 《日知錄》卷四，“佔法之多”。
[14] 《論衡·譏日篇》
[15] 《史記·日者列傳》
[16] 《史記·淮陰侯列傳》
[17] [30]《後漢書·公孫瓚傳》
[18] 《後漢書·襄楷傳》
[19] [22][45]《史記· 封禪書》
[20] 《史記· 高祖本紀》
[21] 《史記·孝武本紀》。唐柳宗元《祭纛文》（《全唐文》卷593）說，秦國出兵祭祀大特巨梓“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此說不見於較早文獻，未知何據。
[23] 李零：《馬王堆漢墓“神祗圖”應屬辟兵圖》，《考古》，1991年第10期； 李家浩：《論太一辟兵圖》，《國學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24] 《資治通鑒》卷58
[25] 《後漢書·鄭玄傳》
[26] [39][52]《漢書·西域傳》
[27] [43][54]《漢書·王莽傳下》
[28] 《漢書·趙充國傳》
[29] 《後漢書·光武紀下》、《明帝紀》、《獻帝紀》。
[31] 《史記·匈奴列傳》
[32] 《三國志· 魏書 ? 董卓傳》注引《魏書》
[33]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後漢書 ? 董卓傳》
[34] 《後漢書· 耿恭傳》
[35] 《史記· 張耳陳余列傳》、《後漢書 ? 蘇竟傳》
[36] 《後漢書· 班超傳》
[37] [55]《史記· 吳王濞列傳》
[38] 《史記·封禪書》：“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有關研究，參王子今《中國婦女從軍史》，軍事誼文出版社1998年版，下編，九。
[40] 《漢書·郊祀志》
[41] 《後漢書·劉縯傳》
[42] 《漢書·王莽傳中》
[44] 《開元佔經》卷45引《曹操兵法》，《太平禦覽》卷8引曹操鈔集《兵書接要》。
[46] 《後漢書·蘇竟傳》、《楊厚傳》、《三國志·蜀書·劉焉傳》注引《益部耆舊傳》、《後漢書· 許楊傳》。
[47] 《後漢書· 郅惲傳》
[48] 《後漢書·何進傳》
[49] 《漢書·律曆志》
[50] 《三國志· 魏書·臧洪傳》注引《九州春秋》
[51] 《漢書·李尋傳》
[53] 《漢書·元帝紀》、《平帝紀》
[56]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57] 《漢書·百官公卿表》
[58] 《史記·淮南衡山王列傳》
[59] 《漢書·武五子傳》
[60] 關於漢代的秘書制度，筆者有另文專論。
[61] 《漢書·揚雄傳》、《後漢書·賈逵傳》
[62] 《漢書·翼奉傳》
[63] 分別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鄭玄傳》、《說文·易部》、《後漢書·任文公傳》、《漢書·藝文志·術數略·天文》、《後漢書·蘇竟傳》、《後漢書· 班固傳》等。
[64] 《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傳》
[65] 《漢書·敘傳上》、《宣元王傳》
[66] 《漢書·刑法志》
[67]參程樹德：《漢律考·律令雜考》“妖言”。
[68] 參《漢律考·律令雜考》“左道”、“祝咒”。
[69] 《三國志·魏書·常林傳》注引《魏略》
來源：中國經濟史論壇
作者：邵鴻
研究漢代軍事史和思想文化史，必須研究兵陰陽家。漢代一切軍事活動，都深受術數與兵陰陽學的影響和支配，戰爭不僅表現為激烈的武裝衝突，同時也是術數的詭譎對抗。從兵陰陽家的發展史看，漢代上承戰國，下啟魏晉，是兵陰陽家進入全盛和重要的轉折時期。同時，兵陰陽學對漢代政治和思想文化也有深刻影響。近二十多年來，大量戰國秦漢時期的兵陰陽文獻出土面世，考古和古文字學界的學者多有整理和探討，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和機遇，但歷史學界尚少相應的工作[1]。本文試就漢代兵陰陽家的發展及其對漢代軍事的影響，以及兩漢王朝對兵陰陽家的基本政策略作討論，敬祈讀者指正。
一
有關戰爭的巫術和軍事術數，和戰爭的歷史一樣古老。中國先秦軍事術數已相當繁複發達[2]，到戰國時期，傳統軍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影響、改造下，兵陰陽家逐漸產生和發展。
所謂兵陰陽家，《漢書·藝文志》中有經典的描述：“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以為助者也。”順時、刑德、鬥擊、五勝云云，表明兵陰陽家實際上是在陰陽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種術數形式在軍事理論和實踐中的運用或延伸; 而“假鬼神以為助”，則意味著一切借助鬼神的方術巫法在軍事上的應用，也都可以歸入兵陰陽的範圍。兵陰陽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種軍事術數，諸如卜筮、占星、佔雲氣、占夢、祭祀、禳禱、詛咒、厭勝和形形色色的雜佔、巫術等，又與以往軍術不同，兵陰陽家是陰陽五行化的軍事術數，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軍事術數史進入了新階段。
戰國社會的巨變和戰爭的激烈，使兵陰陽家的發展極為迅速。正如《史記·天官書》所說：“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併為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工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漢代承其餘緒，兵陰陽家繼續發展。
第一， 大批兵陰陽家著作問世。
漢代是中國軍事著作創作高峰之一，漢初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共得兵書182種，“定著三十五家”[3]; 至東漢初，《漢書·藝文志》收錄兵書53家，790篇，另有12家，451篇或省去，或入他類。兵陰陽家著作隨之大量出現。《漢志》著錄兵陰陽家13種，數量似乎不多，但這不僅沒有包括東漢時期的著作，而且可以肯定只是此前同類著作的一部分，因為考古發現的多種此類文獻並不在其中。以最重要的幾次發現為例：湖南長沙馬王堆、山東臨沂銀雀山和安徽阜陽擂鼓墩漢墓出土術數文獻都在10余種以上，其中可歸入兵陰陽家者有：馬王堆《五星佔》、《天文氣象雜佔》、《刑德》（甲乙丙三種）、《辟兵圖》、《陰陽五行》（甲乙兩種）; 銀雀山《地典》[4]、《雄牝城》、《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擬題《佔書》中的若干種[5]; 擂鼓墩《五星》、《星佔》、《刑德》（甲乙兩種）。僅這幾項，合計已在16種以上。這還未包括漢代源源不斷涌現的各種雖非兵陰陽的專門著作，但同樣包含有大量兵陰陽內容的術數文獻。以堪稱漢代星佔大全的《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為例，其所述大部屬於軍佔。據統計，《天官書》的星佔學內容共有321款，其分佈為：
用兵 142 44.2%
年成豐欠 49 15.3%
兇或有憂 22 6.9%
喪 19 5.9%
國利、昌、得天下 17 5.3%
王者惡之或有憂 15 4.7%
其他（土地得失、
內亂、盜賊等） 57 17.8%
引自江曉原：《星佔學與傳統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頁。
上表中，用兵接近總數的一半，另一些類別也往往與軍事相關。星佔學因其特殊地位與一般民間術數關注的問題側重有所不同，但上述數字總是說明瞭當時術數書籍通常都與軍事有密切聯繫。《漢書·藝文志》“術數略”下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佔6類190家、2528卷中的許多書籍，與兵陰陽家往往難以絕然分別。有些書，象“五行”下的《風後孤虛》20卷和《五音奇胲用兵》23卷等，其實更應移入“兵書略”的“兵陰陽家”。
在同時代的兵書裏面，也有大量兵陰陽文字。典型的例證是，漢代十分流行並不斷增補的《孫子兵法》，《漢志》著錄82篇，十三篇之外的69篇軍術色彩十分濃厚[6]。類似的還有《太公兵法》，軍術文字頗多，僅在《通典》第162卷引文中，就有62條雲氣佔文，因而漢末《六韜》竟被視為《洪范五行傳》一流的“陰陽緯侯”之書[7]。另外從西漢後期逐漸盛行起來的緯書中，此類內容亦夥，如《河圖帝覽嬉》：“月與太白相過，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春秋考異郵》：“五星聚于一宿，天下兵起。”《春秋文耀鉤》：“流星入參，有兵起，客軍破，……一曰先起兵者亡，後起兵者昌，期三年。”[8]有關例子，《開元佔經》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緯書四十種》裏收集非常之多。至於其他著作，其實也常有兵陰陽之論，象《越絕書·越絕外傳記軍氣》，就是研究漢代軍氣之佔的重要材料。可見，漢代確實是兵陰陽家著述的一個高潮時期。 第二， 兵陰陽術數形式有新的創造和發展。
漢代，陰陽五行學說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漸流行，特別是董仲舒將其與儒家思想緊密結合，鼓吹天人感應和陰陽災異理論的新儒學體系得以建立，並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過程中成為官方正統哲學之後，“陰陽者，王事之本”遂成為當時學術、政治的不易之旨[9]。戰國以來術數的陰陽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動，新型術數層出不窮，傳統術數有所發展。著名術數家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劉向、劉歆等人的《洪范》災異之佔，翼奉、京房、張衡、郎宗、郎 等人的律曆陰陽風角之佔，孟喜、焦延壽、京房、揚雄等人的各種《易》佔，司馬遷、劉向父子和襄楷、張衡等人的星佔等等，均為後世典範。其他術數如六壬、太一、九宮、六甲、孤虛、建除、形法、房中、服食等也有較大發展[10]。正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描述：
“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瞑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佔、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妖祥，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就軍事而言，當時較重要的術數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國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為人們熟悉的占卜術。《史記·龜策列傳》：“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兇”。 漢代各種新方術和兵陰陽家大興，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戰爭術數之一。《龜策列傳》載漢武帝“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像，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這並非武帝朝的特殊現象，而是兩漢之通狀。
天文雲氣佔。這也是古老的軍事佔候之術。《淮南子·兵略訓》：“明于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明于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譏祥，此善為天道者也。”《漢志》著錄和考古發現此類文獻最多，而從《天官書》、《天文志》和簡牘帛書資料中，不難發現戰國秦漢時期各種天象、雲氣的記錄和分類比春秋複雜細緻的多，不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眾多恒星及氣象現象，佔斷也極為廣泛繁雜。如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佔》僅慧星就有29個圖形和18個名稱，雲氣則有200多種，每個圖形之下均有吉兇佔文且絕大多數與軍事有關。
式佔。式佔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禮》中就有“大師，太師抱天時以從”的記載。“天時”即式盤。但式法的廣泛流行，是西漢以來的事情。目前漢代式盤實物已發現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滅前模倣式盤製作威鬥，是治史者熟知的。式佔稍後分化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軍術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佔基礎上生出的奇門遁甲術，向被視為兵陰陽家的看家本領。
風角。候風術的出現不晚于商代，其演變為系統的風角預測術並用於軍事，則不遲于春秋而活躍于漢，名家輩出。漢代兵陰陽家的風角言，《天官書》和《天文志》有專門論述，《漢志》“兵陰陽家”著錄有《師曠》8篇，“五行”有《五音奇賅用兵》、《五音奇賅刑德》，銀雀山漢簡有《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馬遷著《史記》，其兵書即《律書》[12]，充分表明瞭其軍事上的重要地位。風角和奇門遁甲一樣，也被後世的術數家十分看重。
象佔。根據自然界的種種奇異罕見現象推斷人事，即象佔（也可稱作雜佔）。戰國以前，象佔之事已多，但漢代有質的飛躍。建立在天人感應基礎上的災異學說自西漢中期盛行起來後，形成中國兩千多年講究災異的傳統，其集大成之代表作，為劉向《洪范五行傳》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漢書·五行志》。從此，幾乎一切少見的自然現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災、動植物異常乃至於特殊的人類生理、病理現象和民俗、謠諺等，都在陰陽五行的框架下被賦于特殊意義，並被鄭重記錄和向皇帝報告。災異說導致象佔在政治、軍事活動中更加流行，《漢書·五行志》蒐集事例甚多。
擇吉。幾乎所有術數都有擇吉功能，這裡僅指較專門的時日選擇之術如建除、刑德、孤虛等。“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法愈鑿，”[13]“時日之書，眾多非一”[14 ]，所以才會出現武帝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兇，歷家曰小兇，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這樣近乎喜劇性的場面。漢代兵事擇吉而動，一如前代，《龜策列傳》所謂“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即是。劉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16]，就是一個典型的史證。 圖讖：西漢後期以來讖緯大興，作為一種術數形式，它雖與兵陰陽學說不是一回事，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本以預測政治變動為主要功能的圖籍，常有兵陰陽文字側身其間，而且事實上漢代人確實每每運用讖書惑眾起兵和決斷軍事，如劉揚等“造作讖記”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稱帝鄗城，公孫瓚以讖謠遷守易城，等等[17 ]。
道教。眾所週知，漢代是中國道教起源和形成時期。道教在民間巫術和方士方術基礎上，創造出一套科儀和符錄法術，而這些東西，到東漢就很快被運用或影響到軍事中來，如：
《後漢書》注引《江表傳》：幹吉在吳會立精舍，燒香傳教，“助軍作福，醫護將士，”江東將士多拜之。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
《太平禦覽》卷337引曹操《掩獲宋金生表》：“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雲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其令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曹命將掩捉，俘虜甚多。
《後漢書·臧洪傳》：黃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禱群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魏書》：卓將牛輔膽怯恐懼，“常把辟兵符，以斧質致其旁，欲以自強。”
《資治通鑒》卷210，獻帝建安十五年：張津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雲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
漢代大量涌現的“妖賊”，更是以道教為號召和戰鬥手段（詳下）。
道教是宗教，與兵陰陽家也不屬於同一范疇，然而道教“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宗，而多巫覡雜語”[18]，運用道術從事戰爭活動，事實上也頗合《漢志》界定的兵陰陽家的主要特徵。所以，道教也可以視為兵陰陽家的一種特殊發展和表現形式。
祭禳祝咒。先秦時期，軍事祭祀和禳禱之法已經極為發達。漢代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有新的發展：一是專門的軍神祭禱的確立。秦代以蚩尤為軍神“兵主”，立祠長安[19]; 高祖起兵，“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而釁旗鼓，幟皆赤”[20]。漢興，蚩尤亦成為一代軍神。漢武帝時又加太一神為出兵祭祀對象，“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牧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21]二是禳禱詛咒之術更形發達。作為統一帝國，漢王朝有意識地將各地方士巫師集中于長安，形形色色的地方術數融會交流，並被運用國之大事中[22]。如武帝時對匈奴作戰，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詛軍術”，以對抗對方的同類術數。馬王堆所出“辟兵圖”，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語。[23]
厭勝：厭勝是用巫術手段，祛禍趨福或致禍於人的術數形式。漢代政爭中巫蠱厭勝風氣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時在軍事上同樣注重厭勝，命將取名、佔候不利和戰爭激烈之時，每每用及。如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下。”[24]
第三，研習、傳授者眾多。
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都離不開的一個基礎是，漢代有大批的人在學習、研究和教授兵陰陽學。春秋晚期以來，私學興起，民間兵學授受亦因此發生。戰國著名軍事家孫臏和龐涓受教于鬼穀子，就是一個典型故事。漢代私家教育之發達超過戰國，民間術數教習蔚然成風。下面是從兩漢書中隨手拈來的一些例子：
路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也。”
夏侯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范五行傳，說災異。”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翼奉，“淳學不仕，好律曆陰陽卜佔。”（以上見《漢書》各人本傳.）
至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
楊統，“從犍為固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郎凱，“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釁，延致學徒常數萬人。”
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
崔瑗，“（師賈逵）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
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余人。”（以上見《後漢書》個人本傳）
李固，“負笈近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于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佔，窮神知變。”（《後漢書·李固傳》注引謝承《後漢書》）
漢代經學特重陰陽災異讖緯之說，其內容又多關乎軍事，則當時經學教學大都與兵陰陽不無關係，至於專門的陰陽術數之學，更是不言而喻。
民間術數傳習並非單純教學，同時還包括了研究活動。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在馬融門下學習，馬融常和高足在樓上討論術數之學，後發現鄭的才華，鄭才得以登樓共同切磋[25]。故漢代民間講學團體就是研究團體，民間傳授術數陰陽之學的盛況，正反映了研究者的眾多和深入。兵陰陽家和各種術數之學的繁榮，順理成章。漢代屢向社會徵集兵陰陽人才，應募者或多達數千人（見下），既是這一現象的必然結果，也是它的最佳證明。
要之，漢代兵陰陽家在戰國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著急劇發展的勢頭，達到了繁盛的高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戰國開始的軍事術數的陰陽五行化過程，到漢代已經完成，從而確立了後此二千年中國兵陰陽家的基本格局。
二
漢代兵陰陽家的顯著發展，還體現在它們被廣泛運用於實戰，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戰爭和軍事。雖然當代有關漢代軍事史的著述，展現的始終是單純的戰役、戰鬥和相關活動，然而只要稍微留意史料就不難發現，漢代戰爭自始至終充滿著術數和兵陰陽家行為。《孫臏兵法 ? 行篡》：“陰陽，所以聚眾合敵也。”林林總總的兵陰陽著作和孫吳兵法一起，共同支配著統帥和全軍的觀念與行動，戰爭繼續呈現先秦以來的雙重鬥爭的特點。
兵陰陽家深刻影響了漢代戰爭的發生。
毫無疑問，漢代戰爭的發生和歷史上絕大多數戰爭一樣，主要根源於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但是，軍術至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斷因素。
武帝徵和三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進攻匈奴，劉徹後來敘述其定策過程說：
“向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罔若馬’，又漢使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為‘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使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鬲+甫）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鬲+甫）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 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26]
這次戰爭，漢廷在決定是否出兵時，先是大臣以象佔匈奴不祥可擊，復經《易》筮、方士、太史星氣佔及太卜官的龜卜蓍佔，全部為吉。筮帥，貳師將軍李廣利最吉，路線則以出（鬲+甫）山為必克。武帝下決心出兵，卻遭受了西漢對匈戰爭中最慘重的失敗。雖說對匈作戰是武帝既定的國策，但顯然正是術數使之草率決定發動了本次戰爭。
再舉一例。新莽後期，衛將軍王涉和門下道士西門君惠密謀反莽。君惠說“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找到術數大師國師公劉歆，劉推天文人事必成，但提出“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因此延宕了時日，事發被殺，政變胎死腹中。[27]本例當發不發，而以兵陰陽之說決定軍事大計則與上例如出一轍。
可見，即使漢代不是所有戰爭發動都有術數在起作用，至少對大多數決策人來說，術數是他們抉擇的必然參照，慎重的術數準備是漢代發動戰爭的必備前奏。
軍事術數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戰爭的進程和結局。
兵陰陽家特別講究作戰時日，軍術常常決定具體戰鬥時間，從而影響甚至決定戰爭發展和勝負。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率軍徵羌，取屯田待機之策。宣帝屢次催促發兵進擊，詔書中特別指出：“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兇。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其秋再次下詔：“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後因充國反復陳辭，意見經激烈爭論為漢廷採納，終以屯田緩進之策取得勝利[28]。顯而易見，一般情況下將領必須執行命令，如果這樣，漢軍此次作戰的結果就很難說了。又如建武元年，鄧禹攻河東，更始軍王匡、成丹等合軍十余萬眾與之大戰。首日東漢軍大敗，潰不成軍，再戰必敗無疑。然王匡等因次日癸亥，係“六甲窮日”（即六十甲子最後一天），術家認為戰鬥不吉而停戰，鄧禹得以從容休整部隊，調整部署。待第三天王匡大舉進攻，漢軍反敗為勝，大破更始軍，一舉奪得河東，為漢軍西進關中奠定了基礎。這一戰例是當戰不戰而敗，而十年後的另一次戰鬥則是不當戰而戰導致敗亡。建武十一年，吳漢攻蜀，漢軍久屯成都堅城之下，因乏糧準備焚燒輜重撤退。然就在此時，公孫述閱讀佔書，見“虜死城下”之語而出兵決戰，結果大敗，本人也被殺于陣中。漢代還有日食停止軍事行動的規定，後漢建武七年、永平十八年和興平元年，均曾因日食而“寢兵”[29]，這當然也要影響正在進行的戰事。正因為軍術對決定戰鬥時間有特殊作用，有些將領如漢末的袁紹，每戰必與豢養的術士“剋會期日”，十分信從[30]。類似現象在漢代少數民族中也同樣存在，如匈奴“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31]。
術數在漢代有時還成為預警手段。《後漢書·楊厚傳》：永建四年，厚上言“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時順帝將西巡，因此而止。同書《郎·傳》： 據星佔上書，稱當年（陽嘉二年）立秋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馬融傳》：時馬融亦上書：“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致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率如融言。”預先防範是軍事決策的關鍵之一，其對戰爭的成敗利鈍自然密切相關。當然，這種預警自非科學決策，有些軍將對這種預警作用癡迷至深，反為所誤。漢末董卓部將牛輔，“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兇，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32]這樣的將領，只能有敗亡一途。
兵陰陽家對軍隊行動的背向舉止規定至為苛密，必然對軍事行動中的戰術運用有所制約。本文中大量的例證都表明，漢代作戰時，將領無不採取術數行為以求剋敵制勝。有的將領運氣好，或能獲勝，更多的則必然如宋金生、焦和、張津等人那樣，遭至可悲下場。
由於漢人對術數的迷信，某些罕見自然現象的發生，以及將領“神道設教”、假手天意，也會對士氣從而戰爭結局產生作用。新末著名的昆陽之戰，漢末董卓韓遂之戰，新、韓軍所以失敗，就因為當時正好有流星隕落營中，而這在軍佔書裏屬於大兇之兆，導致軍心混亂不安，失去鬥志。[33]正因為這樣，漢代各種軍事行動從一開始，就很少有人不利用術數大做文章，宣揚己方上得天助，動搖敵方士氣民心。從高祖斬蛇和五星聚于東井的神話，到劉秀的讖謠赤伏之符，再到張角“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天下太平，歲在甲子”之號召及其種種道術施為，這一現象貫穿有漢一代的全部軍事史。戰爭進程中雙方也總是利用術數聳動蠱惑人心，無所不用其極。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收效于蕓蕓士卒，如東漢耿恭被困疏勒，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拜禱于井，水忽涌現，將士皆呼萬歲，士氣大振，而匈奴“以為神明，乃引去”[34]; 更可以吸引英雄豪傑投入麾下：漢初張耳就是因聽從了術士甘公所說五星聚于秦分，劉邦必勝而項羽將敗的說法而投漢，東漢初蘇竟則以圖讖、星象說服鄧仲況和劉龔歸順光武。[35]有些高明的將領，充分利用敵之迷信，出奇制勝。東漢班超攻于闐，“其俗信巫”，班超出其不意殺死該國首席大巫師，于闐軍民震動喪膽，立即開城投降。[36]漢初分封，高祖警告吳王劉濞：“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焉？”[37]這個警告後來雖未起到作用，但劉邦試圖以相術和佔氣之說抑制為人強悍的劉濞生出反心，用意是很明顯的。
術數和兵陰陽家行為，使漢代戰爭繼續保持了傳統戰爭的雙重性質。
春秋以前的戰爭，具有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們是人力、物力與組織指揮的較量，另一方面，它們又表現為術數的攻防。上文諸多敘述已表明，漢代這一特徵仍然鮮明可見。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讓我們再以徵和三年漢攻匈奴一役為例。戰前漢朝進行了大量術數操作已如上述（另西漢向有以女巫詛敵的傳統[38]，此次必不例外），而面對漢朝的軍隊和軍術，匈奴先是縛馬詛咒漢軍，“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又卜‘漢軍一將不吉’”[39]。當雙方將士廝殺疆場之際，還有兩支隊伍在暗中較勁：一是漢朝的方士巫師，一是匈奴的眾多巫覡。戰爭的“術戰”特性，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順便指出，不僅匈奴，當時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軍事術數並將其用於戰爭。《史記·龜策列傳》：“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位，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信，以知來事。”所以漢王朝的對外戰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以術數“戰伐攻擊”的內容。
兩漢之際面對各地反叛王莽的所做所為，則可以為內戰中同類現象的典型。王莽癡迷術數，一舉一動，無不用之。他大造廟祠，禳禱無已，“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余種”[40]。又大搞厭勝，派武士入漢高祖廟中劍刺斧砍，住兵其中，下令“使長安宮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劉縯）像于塾，旦起射之”[41]。其命將，乘乾車坤馬，以五為紀，“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42]，“如此屬不可勝記。”[43]軍情緊急時，王莽甚至帶領群臣到南郊向天哭嚎以厭漢軍，還特別製作了可“厭勝眾兵”的“威鬥”，置於左右。威鬥以五色土和五石銅在特定時日鑄成，象徵著北斗“不可與敵”的神力。直到綠林軍攻入長安，大勢已去，王莽“猶抱持符命、威鬥”。而在王莽的對立面，農民軍和各反莽武裝也同樣在術數支配下行動。如赤眉軍，從齊地帶著城陽景王的神像轉戰南北，由巫覡從中轉達神意，遇事和作戰聽神意以決。這和王莽的舉動雖有文野之別，實質卻都是以術數為武器，乞求勝利。 以術數為軍事對抗的手段，甚至體現在武器製作方面。《漢書 ·韓延壽傳》：延壽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特意選擇月食時製造武器，是因為按照陰陽五行理論此時陰氣極盛，而兵器亦為陰殺之器，可達到交感的目的，賦予武器最大的威力。王莽以特定時日製作“威鬥”，也是類似的理念使然。於是，武器既是物質的，又是術數的符號和載體，戰爭的兩重性首先發生於戰爭的工具之中。
術數戰是中國古代軍事史的通例，直至近代亦然。然而漢代表現得較後代更為突出，也是無疑的。春秋戰國時期，當軍術和兵陰陽家蓬勃發展之際，與之相對立的軍事唯物主義思想亦隨之而起，對其進行了尖銳批判。其皎皎者如尉繚、韓非，堅決反對天官時日之說和佔候卜筮，認為勝負純粹由戰爭雙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所決定。然而在漢人的軍事著作中，卻反而較少有類似聲音，絕大多數都充滿了兵陰陽家的色彩。儘管賈誼、王充等人曾對術數活動有所批判，但在兵家中並沒引起有明顯的反響。就是象曹操這樣不信方士，堅決反對民間雜神迷信的傑出軍事家，出兵時也會垂詢兵陰陽學者[43]，所著兵書中也有兵陰陽家文字，如“太白已出高，賊魚入人境，可擊必勝”之類。[44]和戰國時期相比，漢代繼續保持了術數對軍事的強有力支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強化。
三
兵陰陽學說和觀念的盛行，對漢代軍隊組織和軍官選拔也有重要影響。
商周軍事佔候主要由國家和貴族家內常設術數人員來進行，戰爭期間，他們隨軍出發，隨時滿足軍術需要。戰國時期，隨著常備軍的形成和戰爭規模、形式的發展變化，軍中出現了專職術數軍官，如楚軍中有“視日”，即軍中日者。《史記·陳涉世家》：“（周文）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如淳注：“視日時吉兇，舉動之吉也。司馬季主為日者。”《六韜·龍韜·論將》：“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這也反映戰國軍將幕府內確實配置有術數軍官。
漢代的軍事術數保障，則是通過以下體系來實現的。
第一，平戰結合的國家術數人員。漢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太常屬下，有太史令負責天文氣象佔候，太卜令負責卜筮（後省並太史），太祝令負責祭祀穰禱，均六百石。另有諸多巫覡散在宮廷和一些國家部門，如長安諸祠官有女巫，又有梁、晉、秦、荊、九天諸巫，“皆以歲時祠宮中”。又有河巫祠河于臨晉，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等等。[45]她（他）們平時為朝廷和王室服務，戰時則是勝利的特殊保障者，這一點上面已經說到。其中，太史令一職最為重要。太史為王朝最主要的佔候職務，機構頗為龐大。其屬員據《漢官》有：“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一人”; “靈臺待詔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而人候氣，三人候咎景，七人候鐘律，一人舍人。”太史必須經常、及時地向皇帝和朝廷報告占星望氣的結果，對軍政大事發生影響。與軍事有關的例子如：《漢書·王莽傳中》：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記，六歲一改元，布天下。”《王莽傳下》：地皇四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後漢書·靈帝紀》：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謀誅諸宦官，“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有時，太史還直接以施術者的身份介入軍事行動，如武帝時太史奉靈旗“指所伐國”。 第二，知曉軍術的軍官隊伍。漢代軍官多曉佔候禳辟之術，這首先是因為當時尚未形成後代那種固定的文武分職，在朝廷，諸臣經常要領兵遠征; 而地方重要的行政官員如縣令、長，郡守和州牧，均是法定的一地最高軍事長官。漢代長吏多由經術進，而士人研習術數蔚然成風，因此當他們成為將領帶兵上陣時，並不缺乏兵陰陽素質。而且作為軍官，看來他們的職業訓練中也不乏相關內容，至少他們中的許多人平時較注意學習和研究兵陰陽家的著作。銀雀山一號漢墓主可能是一個下層軍官（司馬），墓中出土大批兵書特別是兵陰陽家的典籍，應非偶然。有跡象表明，精通術數在當時就是堪為將才的標誌。《後漢書· 王景傳》：景先祖王仲，“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于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 《漢書·宣元六王傳》：淮陽王欽欲有所為，有人薦言“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悅”。此外如蘇竟為代郡中尉，楊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董扶任蜀郡屬國都尉，許楊為酒泉都尉等[46]。可見，通曉兵陰陽學是漢代軍官的素質要求之一。
第三，徵招延攬軍術人才。兩漢高級將領，多徵辟才士于幕中，術數人才是他們招致的重要對象。這既是補己之不足，也是戰鬥力的直接貯存。新莽時“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試圖發動政變失敗已如上述，又如：建武三年，名術士郅惲被積弩將軍傅俊任命為將軍長史，“授以軍政”[47]。中平五年，望氣者說京師將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何進的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進言，要天子將兵以為厭勝，何進奏靈帝行之。[48]許、何二人顯係郅惲一流的人物。元鳳三年，“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49]，這些人能同朝廷術數官員一起從事天文佔侯和曆法校定，自然也是高水準的專家。有些將領帳下，還招致有巫覡之流，“蓍筮常陳于前，巫祝不去于側”[50]。《太平禦覽》卷735引《幽明錄》：“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其部將李傕、牛輔等之好巫，也一點不遜於董卓。
在很多時候，王朝也會直接向民間徵招軍術人才，“拔擢天士，任以大職。”[51]武帝時，就有所謂“公車方士”[52]; 元帝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能為天文方術圖讖兵法教授者，至者數千人。[53]這種舉措，在新莽時期達到了高潮。王莽曾“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又曾“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以徵山東。史稱前來應募者數以萬計，“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鬥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鬲＋羽）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茍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54]
可見，在漢代軍隊組織中，術數人員具有重要地位，他們作為軍中不可缺少的必備人士，主要不是通過設置專職軍官來保證，而是通過發揮國家專職術數人員作用和選拔精通術數者成為軍官或幕僚來實現的。研究漢代軍制，必須注意這個問題。漢代對軍官術數素質的看重，當然是當時軍事的術數鬥爭性質所決定的。而漢代民間教育和術數教育的發展，則為漢代軍官有關素質的培養和人才選拔提供了切實的保障。
四
兵陰陽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漢王朝對其持一種相當注重和關切的態度。王朝在積極施行軍術，大力延攬術數人才，加強軍官有關素質的同時，逐漸對社會上包括兵陰陽家在內的術數書籍和活動加以限制和控制。
術數是一柄雙刃劍，專制皇權可以用它來為自己服務，被統治者和反叛勢力也可以利用術數達到自己的目的。兵陰陽作為一種特殊的軍事力量，人們對其高度信奉從而深受制約，誰掌握了它，誰就可能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產生嚴重的不利後果。
漢代皇權統治的主要威脅，首先來自諸侯王勢力，而他們的反叛多有術數背景。漢景帝時爆發吳楚七國之亂，劉濞鼓動同夥：“慧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55]，其號召之一就是星變。東漢光武帝卒，廣陵王劉荊作書，歷數軒轅、太白和太子諸星的異象，煽動東海王劉強“努力卒事”[56]。漢制，諸侯王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57]，也設有卜、史、太常等專業術數人員，為諸侯王提供專門服務。然而這些野心勃勃的貴族並不以此為滿足，總是大肆招攬術士，以求一逞。濟北王興居和淮陽王欽拉攏“道術”之士的事例，上面已經提到。武帝時淮南王劉安豢養眾多術士，建元六年慧星見，術士言：“先吳軍起時，慧星出長竟尺，然尚流血千里。今慧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於是劉安“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遊士奇才。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58]。武帝之子燕王旦，也久蓄異謀，一面大修兵車戰守之備，一面招致術士如占星呂廣等為門客，為其出謀劃策。[59]術數實為諸侯王們不臣之心的重要支柱和法寶。
而在民間，各種反抗力量也往往以術數為武器和旗幟。秦末陳勝、吳廣“篝火狐鳴”、魚腹藏書發動起義，已開漢代農民戰爭利用神秘主義的先河。西漢末的赤眉軍，則借助城陽景王的神靈和巫覡之力發號施令。東漢道教逐漸流行，“妖賊”益多，成為一個顯著的歷史現象。見於《後漢書》者如：
建武十七年秋七月，“妖巫李廣等起據皖城”，“自稱‘南嶽大師’”。《光武帝紀下》、《馬援傳》
建武十九年春，“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同上
陽嘉元年三月，“楊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順帝紀》
永嘉元年十一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質帝紀》
建和二年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並圖舉兵，悉伏誅。”《桓帝紀》
延熹八年九月，“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圭璧、鐵券，相署置。”同上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生父為越王，攻城破邑，眾以萬數。”《臧洪傳》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駱曜教民緬匿法。”《劉璋傳》注引《典略》。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方，皆著黃巾，同日反叛。”《靈帝紀》
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同上
所謂“妖賊”，乃是早期道教領袖和民間巫師以神道鼓動發起的民眾起義，東漢一朝，此伏彼起，最終導致了黃巾軍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徹底動搖了東漢王朝的統治。如上所述，道教是術數的宗教化發展和兵陰陽家的特殊形式，所以“妖賊”之興，特別體現了術數和兵陰陽家的發展對王朝統治不斷增長的消極作用和威脅。不過，當時民間流行的並不只有道教，比如西漢後期起廣泛流行的讖緯，也曾極大地鼓舞民間的反叛活動。創立東漢王朝的劉秀本人，便是這種術數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漢代對包括兵陰陽家在內的多種術數活動開始加以限制甚至禁止。
漢代對術數書籍存在著某種限制和禁忌。其突出表現，就是“秘書”制度[60]。漢中央政府和宮廷中設有若干重要藏書機構，外廷有石渠閣、延閣和石室、廣內，內禁則有麒麟、天祿閣和蘭臺、東觀，號為“秘府”[61]，所藏書籍即所謂“秘書”或“中秘書”。讀秘書需經皇帝特別授權，劉向父子、班斿、揚雄、賈逵、班固諸人獲准校讀秘書，已是大幸; 而班斿、蔡邕、東平王蒼等能得到御賜秘書副本，更是極高的榮譽。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陰陽術數類書是“秘書”中尤特殊者。術數在漢代因為其神秘性質而被視為“秘道”[62]，因而術數類圖籍也被稱作“秘書”、“秘要”、“秘記”、“秘經”、“秘文”等[63]。（按此類秘籍，主要指圖讖類文字，其學則被稱為“內學”、“秘學”。《說文·易部》：“秘書說曰：‘日月為易’。”段注：“秘書，緯書。”《後漢書·方術列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李賢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但其也可指其他方術書，如：《晉書· 陳訓傳》：“少好秘學，天文、算歷、陰陽、佔侯無不畢綜。”）其所以神秘，自然是由於術數書被認為直接與天意相關，閱者可以從中窺見玄機，並獲得超自然的力量。東漢順帝時，黃瓊、李固等人因災異屢見上書，就要求“開石室，陳圖書，招言群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 [64]。因而，它們和其他許多“中秘書”僅僅因稀有而珍藏大內有所不同，術數書是“秘書”中的“秘書”。
所以，有關圖書為王朝特別留意和關切也就不足為奇了。西漢成帝時，東平思王劉宇因“時書不布”，“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算，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予。”[65]。王鳳的一番話，把漢廷之所以限制有“明鬼神，信物怪”和“天官災異，地形厄塞”內容書籍流傳的原因說得十分清楚，就是害怕諸侯王或其他勢力利用術數反叛朝廷。劉宇以皇叔父之尊尚不可得而讀之，說明西漢對術數尤其是與軍事有關的術數書籍加以提防和控制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太平禦覽》卷177引《五經異義》：“天子有三台，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龜。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此說與歷史事實不符，但卻表明瞭漢儒從維護中央集權的目的出發，限制諸侯王勢力利用術數的要求。這種要求，和他們借《春秋》宣傳“春秋之義，家不藏甲”一類的主張如出一轍。
與此相一致，某些術數活動在漢代被不同程度地禁止。先秦已有禁止部分術數活動的跡象，在兵家著作中很被強調。《孫子兵法·九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曹注：“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六韜·文韜·上賢》：“偽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秦代為鞏固集權統治，焚書坑儒，設“妖言令”。漢代雖一度廢“妖言令”[66]，但隨即恢復，故兩漢屢見以“妖言惑眾”、“共為妖言”之罪誅殺、重懲大臣和士人的事件[67]。受禁對象還不止“妖言”，成書于西漢前期的《禮記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鄭玄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禮記》係儒書而非國法，但漢代“挾左道”處以大辟重刑則多有證明。類似的還有“祝咒”。漢代詛咒皇帝係大逆死罪自不待言，高級官員亦不得私行祝咒，武帝時丞相劉屈釐即坐此腰斬。[68]《漢書·息夫躬傳》：息夫躬致仕後，“夜自被發，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為人告發，指其“候星歷，視天子吉兇，與巫同詛咒”而下獄死。將這些綜合起來看，漢王朝對使用術數手段損害和顛覆專制統治的防範明顯加強。儘管當時有關法律禁止術數活動的範圍和程度與後代相比還有差距，特別是其禁止的主要是針對皇帝、朝廷和嚴重有損於王朝統治的術數行為而不是這些術數形式本身，但很清楚，術數已經是一種可能不利於民間研習和實踐者身家性命的活動了。 建安年間，朝廷正式下詔“科禁內學及兵書，”私人有藏者，皆送官治罪[69]。內學即秘學，而兵書中絕大多數充斥著兵陰陽家之說，所以科禁收書之舉，即是上述政策、法令的進一步發展，也正式拉開了禁止民間修習應用術數特別是兵陰陽學的大幕。而在江東，孫策殺掉了號稱能“助軍作福”的著名道士幹吉，表明這種嚴禁政策的發生具有普遍性。 這裡有兩個問題必須明確。第一，漢王朝開始限制和禁止術數和兵陰陽學在民間傳播，當然不是否定術數活動，而只是力圖壟斷和控制術數權力，使之只能為專制統治服務而不會成為破壞性力量。它從一個方面加強了漢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並體現了這種加強。這不但與王朝在軍政事務中崇奉依賴術數的事實不相矛盾，而且正因為此，漢王朝才不斷強化術數活動的控制。如果將其視為反對迷信，適所謂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漢代兵陰陽家的流傳，在東漢後期以前，整體上並沒有受到禁止，否則就不會有兵陰陽家的繁榮。從更長的時段看，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能夠有效控制兵陰陽家和術數在民間的傳播，皇權試圖壟斷術數權力的結果往往是使官方術數形式日益僵化和失效，民間術數活動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斷發展，從而又使專制皇權不得不向民間求得術數需求的滿足。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將另文專門討論。
註釋：
[1] 多年來，中國的饒宗頤、李學勤、李家浩、李零、曾憲通、吳九龍、劉樂賢、連劭名等，國外的艾蘭、夏含夷、班大為、卡林諾夫斯基、葉山等，對戰國秦漢時期術數文獻研究較多。限于篇幅，恕不能將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一一列舉。近年來對同期軍事術數文獻進行綜合研究的，參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簡帛兵學文獻軍術考述》，《華學》第二輯。在歷史學界，筆者所見專門研究文章有楊一民：《兵陰陽家初探》，《孫子學刊》1992年第1期; 田旭東：《兵陰陽家初探》，《孫子兵法及其現代價值──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
[2] 參拙作《春秋軍事術數考述》，《南昌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本文有關先秦兵陰陽家的論述，均請參看。
[3] 《漢書 · 藝文志》
[4] 《地典》可能就是《漢志》“兵陰陽家”著錄的《地典》六篇。
[5] 《佔書》整理者視為一書，但據葉山說，其應含有幾種文獻。另簡牘中可能還有一種名為《兵忌》的書。參葉山：《論銀雀山陰陽文獻的復原及其與道家黃老學派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參注[1]陳偉武文。
[7] [43]《太平廣記》卷191引《拾遺記》：“（曹章）學陰陽緯侯之術，誦《六韜》、《洪范》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問章，取其利師之訣。”
[8] 《開元佔經》卷9、卷19、卷72引。
[9] 《漢書·魏相傳》
[10] 參王鐵：《漢代學術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11] 參李零：《中國方術考》第二章，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
[12]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史記律書即兵書”。
[13] 《日知錄》卷四，“佔法之多”。
[14] 《論衡·譏日篇》
[15] 《史記·日者列傳》
[16] 《史記·淮陰侯列傳》
[17] [30]《後漢書·公孫瓚傳》
[18] 《後漢書·襄楷傳》
[19] [22][45]《史記· 封禪書》
[20] 《史記· 高祖本紀》
[21] 《史記·孝武本紀》。唐柳宗元《祭纛文》（《全唐文》卷593）說，秦國出兵祭祀大特巨梓“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此說不見於較早文獻，未知何據。
[23] 李零：《馬王堆漢墓“神祗圖”應屬辟兵圖》，《考古》，1991年第10期； 李家浩：《論太一辟兵圖》，《國學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24] 《資治通鑒》卷58
[25] 《後漢書·鄭玄傳》
[26] [39][52]《漢書·西域傳》
[27] [43][54]《漢書·王莽傳下》
[28] 《漢書·趙充國傳》
[29] 《後漢書·光武紀下》、《明帝紀》、《獻帝紀》。
[31] 《史記·匈奴列傳》
[32] 《三國志· 魏書 ? 董卓傳》注引《魏書》
[33]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後漢書 ? 董卓傳》
[34] 《後漢書· 耿恭傳》
[35] 《史記· 張耳陳余列傳》、《後漢書 ? 蘇竟傳》
[36] 《後漢書· 班超傳》
[37] [55]《史記· 吳王濞列傳》
[38] 《史記·封禪書》：“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有關研究，參王子今《中國婦女從軍史》，軍事誼文出版社1998年版，下編，九。
[40] 《漢書·郊祀志》
[41] 《後漢書·劉縯傳》
[42] 《漢書·王莽傳中》
[44] 《開元佔經》卷45引《曹操兵法》，《太平禦覽》卷8引曹操鈔集《兵書接要》。
[46] 《後漢書·蘇竟傳》、《楊厚傳》、《三國志·蜀書·劉焉傳》注引《益部耆舊傳》、《後漢書· 許楊傳》。
[47] 《後漢書· 郅惲傳》
[48] 《後漢書·何進傳》
[49] 《漢書·律曆志》
[50] 《三國志· 魏書·臧洪傳》注引《九州春秋》
[51] 《漢書·李尋傳》
[53] 《漢書·元帝紀》、《平帝紀》
[56]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57] 《漢書·百官公卿表》
[58] 《史記·淮南衡山王列傳》
[59] 《漢書·武五子傳》
[60] 關於漢代的秘書制度，筆者有另文專論。
[61] 《漢書·揚雄傳》、《後漢書·賈逵傳》
[62] 《漢書·翼奉傳》
[63] 分別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鄭玄傳》、《說文·易部》、《後漢書·任文公傳》、《漢書·藝文志·術數略·天文》、《後漢書·蘇竟傳》、《後漢書· 班固傳》等。
[64] 《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傳》
[65] 《漢書·敘傳上》、《宣元王傳》
[66] 《漢書·刑法志》
[67]參程樹德：《漢律考·律令雜考》“妖言”。
[68] 參《漢律考·律令雜考》“左道”、“祝咒”。
[69] 《三國志·魏書·常林傳》注引《魏略》
來源：中國經濟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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