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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富裕的歐美國家，貴胄們分為老貴和新貴，新貴的說法往往含有暴發戶的貶義。在中國，一段時間以來，也把一些先富、快富的一群人稱為“暴發戶”，而這個帶有鄙視意味的稱呼現在已經屈服於對金錢和金錢所帶來的權力的崇拜。所以不知從何時開始，生活較優裕人和他們的家庭，被一個中性的詞“中產階級”所概括，也就是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沒有老貴，只有新貴和沒貴。
在這些沒有歷史的中產階層裏，有兩種人，一種急於遠離他們的成長環境，如果出身貧寒而又深以為恥的話，就會把出身慢慢隱去，甚至假造了祖上是當權者或富豪的家史。他們會儘量往現代的和西方的中產們完全靠攏，用洋派口令把自己重新包裝，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新中產。另一種則完全相反，因為手中有財富而變得目中無人。他們的中產符號也多種多樣，稀奇古怪，基本上是他們喜歡什麼就拿什麼做符號，可以是修成白宮模樣的辦公室，可以是每日不同的無名氏女孩。
我參加過一個朋友在郊區大房子的暖屋（house warming）派對，連同在郊區的有院子的房子這一典型符號，他的房子就是一個全盤西化的中產口令博物館：垂到餐臺面的巨型水晶燈；地下室碩大的葡萄酒窖；設備齊全的影音室；當然少不了停在車庫的寶馬賓士。
最驚人的，是在碩大的客廳的中央，赫然有一個“壁爐”，只不過壁爐不在壁裏，而是一個在屋中間用大理石砌起的火塘，裏面是“從安徽運過來有香味的松木”。火塘周圍是大理石的臺階，臺階上鋪的是獸皮，獸皮上半依半躺著身著薄如蟬翼沙衫的美女，美女的身邊，半裸的壯男正在撥響吉它。
像中世紀貴族的晚宴以管家的一聲宣佈開始一樣，這個暖屋派對的高潮是，主人和名模共同點燃壁爐，火苗初起，掌聲響起。但是，房子中間狀如巨型抽油煙機的不銹鋼煙囪卻不能排煙，一時之間，濃煙滾滾，一場house warming瞬間演變成了一場house smoking。
為了跟自己的草根出生徹底決裂，西化的中產們紛紛把藝術品、音樂等收入名下。早年熱衷的是儒商的名分，現今出鏡時要麼以一幅畫作背景，要麼手持一本叫《藝術家》的雜誌，（該雜誌其實與藝術毫無關聯，用張愛玲的話講是“一本展示城中上流社會生活給別人看”的雜誌）。他們逢吃必談美食，逢喝必談酒經，聽音樂，看畫展，可以說是附庸風雅的一群。
而在歐美中產裏極為流行的一些日常愛好，像家居、廚藝或是園藝，這些享受創造過程的健康習慣，這些所謂日常生活中的樂趣，在中國，毫無例外地，一個也沒變成中產符號，反而一一淪為阿姨和保姆們的工作，DIY(Do it yourself)變成了DISE（Do it someone else）。究其原因，除了人工便宜以外，相信是內心深處，大家希望遠離一窮二白時候在田間和鍋碗瓢盆打交道的日子。
另一個極端，是在多年打到了階級以及“破四舊”的洗腦之下，這些逐漸變得有錢的人們養成了“渾不吝”的習慣，以一切禮儀裝模作樣，對一切規矩不以為然。外人因為他們的有錢而對他們的粗鄙視而不見；而當事人，則是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從容不迫地在安靜的地方高聲談笑，毫不掩飾地在不可抽煙的地方抽煙。不止一次地，我在香港看到兩手拎滿了名牌大包小包購物袋的大陸人脫了鞋坐在店外休息；甚至在郵輪上，也曾有一群中年人挽高褲腳，鞋襪放在一邊，團團圍坐在按摩池邊泡腳。這一類的失禮之舉，並非中產所獨有，但只有中產們因為有錢而變得驕傲，變得不可救藥，行為不當而還要洋洋自得，把周圍的指責視為嫉妒或者挑戰，時時將“我有錢，怎麼著”的態度表達得淋漓盡致。
在符號方面，他們傾向於把以前在家裏做的事情搬到公司（比如睡衣，比如在辦公室裏間的臥室），或者是搬到飯局和夜總會（比如小蜜，比如小姐）。電影《非誠勿擾》中，扮演投資者的范偉，一齣場就在一個大房子的大沙發上穿著鑲邊的絲絨睡袍看葛優胡說八道的廣告片；繼而又穿同一件睡袍和葛優共進早餐；非常不雅地吃雞蛋談生意。影片大結局的時候，他穿了另一件浴袍，和葛優一起在郵輪上展望未來。連可疑地出現在范偉家裏的PA（個人助理）的身材模樣，穿著做派，也異常符合時下對PA的審美。我不得不說，善於觀察的馮小剛，又一次抓住了某些中產的行為模式。
每每在海外，為這些在餐廳吵吵鬧鬧，或在天體浴場西裝革履的同胞們汗顏。上周，卻突然聽到某政府發言人言談及此，竟然說大聲說話乃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屬於文化差異，不應該強求或者指責，甚至說他本人還看不慣外國人說話小聲，面對面還咬耳朵的行為呢。其實，文明也好，文化也罷，全球通行的準則應該是以不妨礙，不干擾別人為準。園藝廚藝，可以說是文化差異，說話大聲，隨地吐痰等等行為，說到哪兒，也跟文化不沾邊呀，最多可以說成是沒文化！
奧運之後，民族情緒高漲；經濟危機之下，中國人更是財大氣粗。該官員的說法相信可以搏來眾多人的喝彩。但附庸風雅總比自甘粗俗要好，而這一類的言語，推波助瀾，比這一類的行為本身更有害。
在這些沒有歷史的中產階層裏，有兩種人，一種急於遠離他們的成長環境，如果出身貧寒而又深以為恥的話，就會把出身慢慢隱去，甚至假造了祖上是當權者或富豪的家史。他們會儘量往現代的和西方的中產們完全靠攏，用洋派口令把自己重新包裝，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新中產。另一種則完全相反，因為手中有財富而變得目中無人。他們的中產符號也多種多樣，稀奇古怪，基本上是他們喜歡什麼就拿什麼做符號，可以是修成白宮模樣的辦公室，可以是每日不同的無名氏女孩。
我參加過一個朋友在郊區大房子的暖屋（house warming）派對，連同在郊區的有院子的房子這一典型符號，他的房子就是一個全盤西化的中產口令博物館：垂到餐臺面的巨型水晶燈；地下室碩大的葡萄酒窖；設備齊全的影音室；當然少不了停在車庫的寶馬賓士。
最驚人的，是在碩大的客廳的中央，赫然有一個“壁爐”，只不過壁爐不在壁裏，而是一個在屋中間用大理石砌起的火塘，裏面是“從安徽運過來有香味的松木”。火塘周圍是大理石的臺階，臺階上鋪的是獸皮，獸皮上半依半躺著身著薄如蟬翼沙衫的美女，美女的身邊，半裸的壯男正在撥響吉它。
像中世紀貴族的晚宴以管家的一聲宣佈開始一樣，這個暖屋派對的高潮是，主人和名模共同點燃壁爐，火苗初起，掌聲響起。但是，房子中間狀如巨型抽油煙機的不銹鋼煙囪卻不能排煙，一時之間，濃煙滾滾，一場house warming瞬間演變成了一場house smoking。
為了跟自己的草根出生徹底決裂，西化的中產們紛紛把藝術品、音樂等收入名下。早年熱衷的是儒商的名分，現今出鏡時要麼以一幅畫作背景，要麼手持一本叫《藝術家》的雜誌，（該雜誌其實與藝術毫無關聯，用張愛玲的話講是“一本展示城中上流社會生活給別人看”的雜誌）。他們逢吃必談美食，逢喝必談酒經，聽音樂，看畫展，可以說是附庸風雅的一群。
而在歐美中產裏極為流行的一些日常愛好，像家居、廚藝或是園藝，這些享受創造過程的健康習慣，這些所謂日常生活中的樂趣，在中國，毫無例外地，一個也沒變成中產符號，反而一一淪為阿姨和保姆們的工作，DIY(Do it yourself)變成了DISE（Do it someone else）。究其原因，除了人工便宜以外，相信是內心深處，大家希望遠離一窮二白時候在田間和鍋碗瓢盆打交道的日子。
另一個極端，是在多年打到了階級以及“破四舊”的洗腦之下，這些逐漸變得有錢的人們養成了“渾不吝”的習慣，以一切禮儀裝模作樣，對一切規矩不以為然。外人因為他們的有錢而對他們的粗鄙視而不見；而當事人，則是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從容不迫地在安靜的地方高聲談笑，毫不掩飾地在不可抽煙的地方抽煙。不止一次地，我在香港看到兩手拎滿了名牌大包小包購物袋的大陸人脫了鞋坐在店外休息；甚至在郵輪上，也曾有一群中年人挽高褲腳，鞋襪放在一邊，團團圍坐在按摩池邊泡腳。這一類的失禮之舉，並非中產所獨有，但只有中產們因為有錢而變得驕傲，變得不可救藥，行為不當而還要洋洋自得，把周圍的指責視為嫉妒或者挑戰，時時將“我有錢，怎麼著”的態度表達得淋漓盡致。
在符號方面，他們傾向於把以前在家裏做的事情搬到公司（比如睡衣，比如在辦公室裏間的臥室），或者是搬到飯局和夜總會（比如小蜜，比如小姐）。電影《非誠勿擾》中，扮演投資者的范偉，一齣場就在一個大房子的大沙發上穿著鑲邊的絲絨睡袍看葛優胡說八道的廣告片；繼而又穿同一件睡袍和葛優共進早餐；非常不雅地吃雞蛋談生意。影片大結局的時候，他穿了另一件浴袍，和葛優一起在郵輪上展望未來。連可疑地出現在范偉家裏的PA（個人助理）的身材模樣，穿著做派，也異常符合時下對PA的審美。我不得不說，善於觀察的馮小剛，又一次抓住了某些中產的行為模式。
每每在海外，為這些在餐廳吵吵鬧鬧，或在天體浴場西裝革履的同胞們汗顏。上周，卻突然聽到某政府發言人言談及此，竟然說大聲說話乃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屬於文化差異，不應該強求或者指責，甚至說他本人還看不慣外國人說話小聲，面對面還咬耳朵的行為呢。其實，文明也好，文化也罷，全球通行的準則應該是以不妨礙，不干擾別人為準。園藝廚藝，可以說是文化差異，說話大聲，隨地吐痰等等行為，說到哪兒，也跟文化不沾邊呀，最多可以說成是沒文化！
奧運之後，民族情緒高漲；經濟危機之下，中國人更是財大氣粗。該官員的說法相信可以搏來眾多人的喝彩。但附庸風雅總比自甘粗俗要好，而這一類的言語，推波助瀾，比這一類的行為本身更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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