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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與重構之間--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反思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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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以性別權力結構作爲切入點，對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展開批判。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必須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問題意識和批評指向，應該更多地對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這一視域予以關注，並在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的同時，開創對當代中國的傳媒現實更具實用性和解釋力的方法。學界對女性主義這一批判武器的自省要求我們必須對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本身加以進一步的反思。
[關鍵字]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大衆傳媒
作爲一種理論視野和批評方法，女性主義在解構與建構的雙向過程之中對於既有的知識領域發生著深刻的開放式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女性主義的興起似乎是在進行著一場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性別起義。[1]於是，當然地，作爲生産話語權力和製造文化認同之主體的大衆傳媒即成爲其關注和施力的主要陣地。當前，在傳媒批評的多維圖景中，異軍突起的女性主義已經成爲最具力量的一極。然而，基於對理論本身以及對某種話語優勢的反思本能，筆者以爲，我們應該進一步地思考，作爲理論武器的女性主義進行傳媒批評的真實意義究竟何在？
一、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基本理路
學者潘知常認爲，所謂傳媒批評理論只是一種約定俗成，其毋寧被稱爲傳播研究或媒介研究。[2]這裏，暫且抛開學界關於“傳播研究”、“媒介研究”以及“傳播學研究”之間所存差異的爭論不提，筆者以爲，以傳播研究或媒介研究來指代傳媒批評或有不妥，因爲傳媒批評是作爲一個開放的學術平臺而存在的，涉足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本身並無自覺的學科認同，女性主義只是其對大衆傳媒進行批判的理論武器之一。而傳播研究或媒介研究則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學科體系，其研究議題一般包括傳播內容研究、傳者研究和受衆研究三部分，女性主義是對這三者進行研究的理論範式之一。當然，由於女性主義本身所具有的開放性和批判性，從這一視角進行的媒介研究與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在表現形態上明顯趨於一致，但是筆者以爲，這並不能夠成爲將其等同的理由。在本文的語境中，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即專指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針對傳播主體與傳播內容所展開的理論批判，而並不涉及對媒介受衆之性別因素的專門探討。
大衆傳媒是話語生産和鬥爭的場域，其最具建構性別意義的功能。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所關注的即是女性在傳媒話語中的身份以及地位問題。這一傳媒批評類型超越了傳統的批評模式，促使媒介研究開始關注傳播過程中的性別差異乃至性別歧視。它以性別權力結構作爲切入點，致力於解構傳媒話語的生成機制，揭示在男性宰製之下的大衆傳媒是如何生産出某種性別話語，並且以這種話語塑造出女性所謂的虛僞的“主體性”，從而得以進一步追尋女性失落的話語權力，真正恢復女性的主體意識。同時，從性別關係這一基本結構出發，女性主義傳媒批評也在其理論建構中檢驗並評判了諸多大衆傳媒批評模式，並將應用於這些模式的方式方法——如結構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法、後現代主義、阿爾都塞及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理論等——中的有效成分納入自己的理論之中，形成了一種更開放、更分散的論述取向，從而將自己建構成爲一種既能博採衆長、又能切實解決種種媒介中的“性別”問題的理論。
二、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兩個視域
1978年出版的由美國學者蓋爾•塔奇曼（G.Tuchman）與他人共同編著的論文集《爐床與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在“性別與傳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該論文集主要討論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繪；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這兩個議題基本上規定了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兩個視域。
1、對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批判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第一個視域是新聞報道、廣告、肥皂劇和電視連續劇等各種傳播媒介中所塑造和表現的女性形象，其進行批判所運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內容分析批評[3]。這一批評方法通過對傳播媒介中出現的與女性有關的種種因素，如女性角色的種類、出現方式和出現頻率所進行的統計與分析，致力於對女性在大衆傳媒中的映射做出一種定性的結論，即大衆傳媒以複雜和隱蔽的方式在其對男女兩性的性別角色分工中複製和強化著所謂的性別陳規（Gender Stereotype），其塑造和表現的女性形象不僅沒有真實全面地反映複雜多樣的女性世界，甚至充滿了異化、偏見和扭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這一視域主要建基於蓋爾•塔奇曼的“反映假設”理論，這一理論認爲，爲了吸引盡可能多的受衆，大衆傳媒必須選擇反映在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價值標準，將社會狀況加以象徵性的表現。這意味著，大衆傳媒在表達某種“真實”的同時，也必然會掩蓋某些“真實”，從而導致一種實質上的“象徵性殲滅”。在這一“象徵性殲滅”的過程中，大衆傳媒所表現的性別成規再次確認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日漸明顯的大衆傳媒“女性化”的趨勢似乎成爲對“象徵性殲滅”的一種反動，因爲女性儼然已經成爲社會關注的中心和焦點，但是依照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分析理路，這一虛假表像的背後所掩蔽的仍然是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結構。
2、對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的批判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第二個視域是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女性進入媒介行業的機會；（2）女性在媒介行業尤其是在媒介機構的決策管理層中所占人數的比例；（3）女性在媒介行業中所從事領域的分佈狀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之所以著力於這一視域，主要是爲了對傳媒話語生産與控制領域中的性別關係的真實圖譜加以描繪，從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追究在媒介中性別話語權力失衡的原因所在。在這一視域中，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運用的方法主要是抽樣調查。諸多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各類媒介組織的抽樣調查[4]普遍表明，雖然法律規定女性具有與男性相同的進入媒介行業的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擇人用人過程中，女性被區別對待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由此導致同等條件下女性進入媒介行業的機會減少；媒介從業人員的性別構成也因此而以男性爲主，尤其在媒介機構的決策管理層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更是遠遠低於男性；此外，從歷時的角度來看，雖然女性從事媒介行業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但是其在媒介行業中所處工作領域的分佈狀態卻並未出現結構性變化，仍然更多地與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相關聯。當然，例外總是存在。近年來，在關於戰爭、足球等一些以男性氣質爲主導的傳播題域中，女性記者不僅時露崢嶸甚至大放異彩。以對2001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進軍韓日世界盃的亞洲十強賽的報道爲例，足球女記者一度的盛世喧嘩即已成爲今日難以得見的獨特風景。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在這一令人豔羨的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正是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所指出的某些“真實”，即女性記者在這些頗具影響的新聞事件中，受到關注更多的並非是其“報道者”角色而只是其“女性”角色，其作爲一名記者而理應擁有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實際上處於被遮蔽的狀態之中。[5]
三、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反思
1、反思的理論進路：西美爾的“女性文化”論[6]
德國社會學古典大師西美爾思考女性文化運動的出發點是女性精神與文化形式的關係，在談論“女性文化”時，他認爲，具體的女性作品——像當今的女性研究喜歡發掘的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女人文化成就——實際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女性精神在某種文化形式所欲以延續的永恒意義中已經和能夠做出的貢獻。
西美爾將文化分爲“主體文化”與“客觀文化”，他認爲，“文化是個體身上的一種教育活動、智慧或美、幸福、德性的狀態。這種文化的現實和作用存在於具體靈魂身上。”我們可以稱“這種主體文化爲對其靈魂財富的分享，……個體以偶然的、不固定的方式共用了其中的部分，而這個部分對整體庫存量沒有影響。” 這裏，文化的“整體庫存”就是“客觀文化”，“其內容和意義完全不受它在個體身上表現的程度和頻率的限制，語言和法律、習俗和藝術、職業種類和宗教、家具和服飾，……這些形式在其內在的客觀意義上超越了個體，都是已有的文化活動及其未來規範的客觀化結果”。西美爾認爲，人類文化不是沒有性別的，“絕對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純粹客觀性的文化。相反，除了極少數的領域，我們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 那麽，女性文化運動究竟提出了什麽樣的新問題呢？女性文化運動的文化意義又究竟是什麽呢？西美爾認爲，“女性運動客觀的文化意義不可能是：從現在開始，至今爲止爲男人而存在的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要由女人完成。”也就是說，要求女人成爲創造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的主導力量或者至少是與男性同等的力量。所謂女性文化的意義，並非是要在文化的客體形式——它們已經歷史地是男性的——方面去增添舊的靈魂品質，創造出所謂女性化的“客觀文化”——像一些女權主義者所號召的那樣，而是要考慮能否爲人類的個體靈魂所擁有的財富增添女性質素，使“主體文化”在品質上與至今爲止的不同，其運動的方向，不是要向男性看齊，而是要認清女性品質——被男性文化壓制、排斥了的“女人性”。
2、反思的實踐方向：中國語境與研究現狀
（1）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中國語境
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反思首先要考慮的是中國語境，因爲無論是女性主義還是傳媒批評理論，其在進入中國之後都必然要經歷本土化的過程，而且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也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必須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問題意識和批評指向。
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在運用女性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將西方特定歷史階段的女性主義理論普遍化”，否則“很容易陷入殖民主義的陷阱，從而遮蔽第三世界中國女性的真正處境”[7]。因爲女性的社會認同的多元化已經使得單純的性別研究方法在當前無從適用，尤其是在關於黑人女性以及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中。
女性主義在中國有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發展脈絡，如果完全以西方的女性主義爲參照點來解析批判中國的傳媒現實，不僅勉爲其難，而且難以深入。“如果說西方的女權主義基於女性自發的實踐活動和理論挑戰，那麽中國的婦女觀則更多地隱匿於社會總的道德規範和革命運動之中。因此，對於中國婦女材料的把握應該立足於經驗範疇，而不是理論範疇。”[8]從文化層面來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性別關係呈現複雜態勢。雖然各種典章制度確立的綱常倫理決定了性別關係實質上的不平等，但是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卻始終隱沒在君爲臣綱的政治秩序之下，而且以孝爲先的倫理傳統也使得“慈母”與“嚴父”成爲二元並立的一對平等概念。女性不僅在家庭生活領域中有居於主導地位的可能，而且“家國同構”的政治構建模式也使得女性在政治秩序之中有謀求存在空間和施加側面影響的可能，儘管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這種由中國傳統文化所塑造的性別關係的兩面性要求我們必須對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加以中國式的改造，如此方能深入理解某種別樣于西方的現實。從實踐層面來看，西方的女性主義進入中國的直接後果是以顛覆傳統的性別倫理秩序爲目標的婦女解放運動，但是在“壓迫—解放”的思維範式主導下的這一運動，卻沒有像西方女權運動那樣的自在性和獨立性，也沒有充分考慮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性別關係的複雜性，而主要是作爲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存在的。這一運動與其說是婦女解放運動，不如說是男人們的解放婦女運動。在這一以男性爲倡導者和領導者的運動中，諸如“婦女能頂半邊天”之類的政治話語反映和要求的是女性能夠並且必須在所謂“客觀文化”方面做出至少與男性同等的貢獻，而這當然也是中國革命進行社會動員的面向之一。革命的成功最終促成了婦女的“解放”，但是“解放”的婦女卻對建基於真正的女性主體意識之上的性別角色表現出茫然甚至抗拒。這種當代中國女性正在遭遇的文化與現實的困境似乎是一種邏輯的謬誤，因爲在她們作爲“解放”的婦女加入歷史進程的同時，其作爲一個性別的群體卻再度悄然地失落於歷史的視域之外。
中國的語境現實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必須將女性主義置於中國本土的語言生存之中加以探索和運用，如此才能對當代中國的傳媒現實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解析，從而進一步展開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批判。
（2）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研究現狀
在研究視域上，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研究側重是不平衡的。相關抽樣分析表明[9]，當代中國新聞傳播學中的女性主義研究的主要議題是新聞傳播中與女性相關的內容分析，其中各類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關注的重點，而相比之下對女性傳播者的研究則顯得單薄無力。之所以呈現這一主流傾向，或許可以認爲是因爲當代中國的大衆傳媒目前正在陷入這樣一個誤區，即在對當代中國女性的社會角色興趣索然的同時，卻熱衷於宣揚一種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性別角色意識，正在爲女性爲人妻、爲人母之“女性價值”的凸顯和回歸而歡呼鼓舞。但是筆者以爲，這種對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過度重視，似乎更可以理解爲是對所謂“女性視角”的一種悖思，因爲在當代中國的媒介行業中，女性無論是在數量、質量，還是在地位、話語上都仍然處於弱勢地位，傳媒批評如此過分討論文化生産的結果實際上是對當前文化生産主體之性別構成的一種先驗性肯定。依照西美爾的“女性文化”論，我們必須在“主體文化”上實現女性文化運動意義上的改良，而這首先要求我們必須更多地對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這一批評視域予以關注。同時，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判斷女性質素是否得以增添的標準並不單純是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數量、掌控話語權的機會等等，更重要的是媒介行業整體上的“女性意識”和“女性氣質”。這不僅是因爲女性文化運動的真正意義並非是要對“客觀文化”中性別質素的權重進行簡單地糾偏，而且是基於以下兩個事實，一是“媒介製作領域內女性的增多並不意味著女性權力增加或影響增大，相反，它意味著在該領域內女性收入和地位的下降。”[10]二是媒介行業中的女性也可能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爲男性視角的複製者而不自知，學者戴錦華就以當代中國的女導演爲例對無意識女性媒介生産者的敍事風格做過剖析。她認爲在絕大多數女導演的作品中，創作主體的性別身份絕少呈現爲影片的風格成因之一，她們的成功之處僅在於，能夠製作“和男人一樣”的影片，能夠駕馭男人所駕馭並渴望駕馭的題材。[11]
在研究方法上，雖然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在整體上趨向於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但是就單個研究者或者就對某一議題如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所進行的研究來看，其多元化的程度還有待提高。相關抽樣分析表明[12]，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目前使用的最普遍的研究方法仍是內容分析批評。這一方法雖然不啻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基礎性研究方法，但是卻因爲對於媒介文本分析的過分依賴而存在著諸多問題。[13]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一方法在呈現出某種性別成規圖景的同時，卻無法對這一圖景之下的隱含意義做出深入有力的解釋。研究方法的單一以及方法本身所存在的問題直接導致在當前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領域中重復性研究普遍存在，諸多研究僅限於表面化的描述和話語式的批判而無法在廣度和深度上取得建設性成果。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本身的開放性以及中國語境的獨特性要求我們必須開創和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尤其是對當代中國的傳媒現實具有實用性和解釋力的方法，如此才能使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
（3）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矯枉過正的批評者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雖然著眼于傳媒現實中的男性中心主義，但卻並非是要以一種女性的一元論來取代另一種男性的一元論。儘管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者大都是在承認男女兩性平等和諧的前提下對女性在媒介中的現實狀況展開批判的，但是在研究實踐中卻表現出過於強調男女兩性之間性別差異的傾向，普遍將女性作爲一個群體與所謂男權社會加以對立。這一“性別二元對立”的觀念直接導致批評者的批評視角更多地是“重解構、輕建構”，其論述也因此而常常顯得激情有餘但理性不足。於是，批評的矯枉過正實際上反而使得批評本身有了方向偏失的可能。此外，由於女性主義者相較于普通女性在當今更加受到大衆傳媒的“妖魔化”：“（她們）與大多數市民的日常生活事物既沒有聯繫又不相適應”；“某種程度上（也）不做與普通女性相同的事情”；“觀衆可能認爲女性主義及其所關注的與尋常百姓無關，還可能認爲它們實際上是異常的。”[14]因此，蓋爾•塔奇曼所指出的“象徵性殲滅”對於矯枉過正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者本身或許更應該成爲一個需要加以重視的問題。
結語
女性主義無疑爲我們進行傳媒批評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和思考角度，但是由於學界對於作爲傳媒批評之重要理論武器的女性主義的研究正在不斷的自省與反思之中走向深入，比如，按照西美爾關於“性別形而上學”的觀點[15]，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意義就在形而上學的層面遭到了否定。因此，對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進行反思也必須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筆者以爲，對於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所針對的傳媒現實，我們似乎應該加以更爲深入的反思。因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當前的論述與思考實際上都是在女性主義的強意識流或者潛意識流之下進行的，其所發出的呼聲無外乎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是真實女性的異化映射以及在媒介行業之中的女性仍然處於弱勢邊緣的境地。但是，這種映射與境地到底是男性文化強勢的結果還是女性品質實在的體現？女性在媒介現實中的處境到底是虛妄的還是真實的？如果站在女性主義的一般立場，這種映射與境地無疑是男性掌控傳媒話語與實踐的真實反映。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女性主義話語本身即是在已經承認男性世界的前提之下産生的，其對男性世界發出的呼聲可以說是一種本已無奈的呐喊，當然，這種呐喊在現今已經變得如此強烈，如此廣泛。然而，恰恰在這時，事實上在現實世界中也經常是這樣，每當一種話語處於強勢的時候，另一種真實可能就此會湮沒於此種話語的喧囂之中。
【注釋】
[1]女性主義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理論，但與其他的理論形態相比，其應該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爲雖然這一理論研究的切入點是性別權力結構，但是由於研究者各自的理論背景及研究角度不同，其必然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和態勢，並且當前的女性主義也已遠遠超出了前期“女權主義（運動）”所指涉的政治運動的範疇，進入了對構成社會整體的文化加以批判的時期。
[2]參見潘知常：《批判的視境——潘知常媒介研究論稿》，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版。
[3]對內容分析的界定，可參見戴爾(R.Dyer)：《作爲傳播的廣告》，轉引自[英]多米尼克•斯特裏納蒂（Dominic Strinati）著，閻嘉譯：《通俗文化理論導論》，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213頁。
[4]如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聯合組成的課題組在全國除臺灣省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對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現狀與發展情況所作的抽樣調查。參見“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現狀與發展”課題組：《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現狀與發展》，陳崇山、卜衛執筆，《婦女研究論叢》，1996年第3期。
[5]參見林林、張玉川：《女性報道者的角色嬗變——從鳳凰衛視伊拉克戰爭報道談起》，《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年第2期；羅婕：《足球女記者成爲另類風景——論女性傳播者在十強賽報道中的角色錯位現象》，《當代傳播》，2002年第1期。
[6]本節加注引號的部分皆引自[德]西美爾（Gerog Simmel）著，劉小楓編，顧仁明譯：《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140頁；其他部分則參見劉小楓先生在此書前面所著之《金錢、性別、生活感覺——紀念西美爾<貨幣哲學>問世100年》一文。
[7]趙稀方：《中國女性主義的困境》，世紀中國網（http://www.cc.org.cn）2001-5-18。
[8]遠嬰：《女權主義與中國女性電影》，胡克、張衛、胡智鋒主編：《當代電影理論文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113頁。
[9]參見楊珍：《中國新聞傳播學中女性主義研究的歷史、現狀與發展》，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10]轉引自陳陽：《性別與傳播》，《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1期。
[11]參見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主流與邊緣》，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174頁。
[12]參見楊珍：《中國新聞傳播學中女性主義研究的歷史、現狀與發展》，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13]已有學者對於這一方法所存在的問題做出較爲客觀和深入的分析，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參見潘知常、林瑋主編：《傳媒批判理論》，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260-262頁。
[14]Rebecca Ann Lind & Colleen Salo：The Framing of Feminists and Feminism in News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s in U.S. Electronic Medi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March 2002.
[15]西美爾認爲，人分爲兩性，表明人類這一物種是終極性分裂的存在，“這一物種的要素永遠相互尋找，相互補充，決不會克服它們的對立面”，每一性屬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對立面，從性屬的對方來規定自己、找到自己。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無論男人性還是女人性，最終都不過是“人類孤獨最純粹的形象”，這種人的“具有深刻的個體形而上學意義”的孤獨，最終都是男人性或女人性不可能抹去的。參見劉小楓先生在《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德]西美爾著、劉小楓編、顧仁明譯，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前面所著之《金錢、性別、生活感覺——紀念西美爾<貨幣哲學>問世100年》一文。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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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以性別權力結構作爲切入點，對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展開批判。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必須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問題意識和批評指向，應該更多地對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這一視域予以關注，並在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的同時，開創對當代中國的傳媒現實更具實用性和解釋力的方法。學界對女性主義這一批判武器的自省要求我們必須對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本身加以進一步的反思。
[關鍵字]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大衆傳媒
作爲一種理論視野和批評方法，女性主義在解構與建構的雙向過程之中對於既有的知識領域發生著深刻的開放式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女性主義的興起似乎是在進行著一場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性別起義。[1]於是，當然地，作爲生産話語權力和製造文化認同之主體的大衆傳媒即成爲其關注和施力的主要陣地。當前，在傳媒批評的多維圖景中，異軍突起的女性主義已經成爲最具力量的一極。然而，基於對理論本身以及對某種話語優勢的反思本能，筆者以爲，我們應該進一步地思考，作爲理論武器的女性主義進行傳媒批評的真實意義究竟何在？
一、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基本理路
學者潘知常認爲，所謂傳媒批評理論只是一種約定俗成，其毋寧被稱爲傳播研究或媒介研究。[2]這裏，暫且抛開學界關於“傳播研究”、“媒介研究”以及“傳播學研究”之間所存差異的爭論不提，筆者以爲，以傳播研究或媒介研究來指代傳媒批評或有不妥，因爲傳媒批評是作爲一個開放的學術平臺而存在的，涉足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本身並無自覺的學科認同，女性主義只是其對大衆傳媒進行批判的理論武器之一。而傳播研究或媒介研究則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學科體系，其研究議題一般包括傳播內容研究、傳者研究和受衆研究三部分，女性主義是對這三者進行研究的理論範式之一。當然，由於女性主義本身所具有的開放性和批判性，從這一視角進行的媒介研究與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在表現形態上明顯趨於一致，但是筆者以爲，這並不能夠成爲將其等同的理由。在本文的語境中，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即專指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針對傳播主體與傳播內容所展開的理論批判，而並不涉及對媒介受衆之性別因素的專門探討。
大衆傳媒是話語生産和鬥爭的場域，其最具建構性別意義的功能。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所關注的即是女性在傳媒話語中的身份以及地位問題。這一傳媒批評類型超越了傳統的批評模式，促使媒介研究開始關注傳播過程中的性別差異乃至性別歧視。它以性別權力結構作爲切入點，致力於解構傳媒話語的生成機制，揭示在男性宰製之下的大衆傳媒是如何生産出某種性別話語，並且以這種話語塑造出女性所謂的虛僞的“主體性”，從而得以進一步追尋女性失落的話語權力，真正恢復女性的主體意識。同時，從性別關係這一基本結構出發，女性主義傳媒批評也在其理論建構中檢驗並評判了諸多大衆傳媒批評模式，並將應用於這些模式的方式方法——如結構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法、後現代主義、阿爾都塞及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理論等——中的有效成分納入自己的理論之中，形成了一種更開放、更分散的論述取向，從而將自己建構成爲一種既能博採衆長、又能切實解決種種媒介中的“性別”問題的理論。
二、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兩個視域
1978年出版的由美國學者蓋爾•塔奇曼（G.Tuchman）與他人共同編著的論文集《爐床與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在“性別與傳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該論文集主要討論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繪；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這兩個議題基本上規定了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兩個視域。
1、對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批判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第一個視域是新聞報道、廣告、肥皂劇和電視連續劇等各種傳播媒介中所塑造和表現的女性形象，其進行批判所運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內容分析批評[3]。這一批評方法通過對傳播媒介中出現的與女性有關的種種因素，如女性角色的種類、出現方式和出現頻率所進行的統計與分析，致力於對女性在大衆傳媒中的映射做出一種定性的結論，即大衆傳媒以複雜和隱蔽的方式在其對男女兩性的性別角色分工中複製和強化著所謂的性別陳規（Gender Stereotype），其塑造和表現的女性形象不僅沒有真實全面地反映複雜多樣的女性世界，甚至充滿了異化、偏見和扭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這一視域主要建基於蓋爾•塔奇曼的“反映假設”理論，這一理論認爲，爲了吸引盡可能多的受衆，大衆傳媒必須選擇反映在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價值標準，將社會狀況加以象徵性的表現。這意味著，大衆傳媒在表達某種“真實”的同時，也必然會掩蓋某些“真實”，從而導致一種實質上的“象徵性殲滅”。在這一“象徵性殲滅”的過程中，大衆傳媒所表現的性別成規再次確認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日漸明顯的大衆傳媒“女性化”的趨勢似乎成爲對“象徵性殲滅”的一種反動，因爲女性儼然已經成爲社會關注的中心和焦點，但是依照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分析理路，這一虛假表像的背後所掩蔽的仍然是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結構。
2、對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的批判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第二個視域是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女性進入媒介行業的機會；（2）女性在媒介行業尤其是在媒介機構的決策管理層中所占人數的比例；（3）女性在媒介行業中所從事領域的分佈狀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之所以著力於這一視域，主要是爲了對傳媒話語生産與控制領域中的性別關係的真實圖譜加以描繪，從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追究在媒介中性別話語權力失衡的原因所在。在這一視域中，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運用的方法主要是抽樣調查。諸多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各類媒介組織的抽樣調查[4]普遍表明，雖然法律規定女性具有與男性相同的進入媒介行業的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擇人用人過程中，女性被區別對待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由此導致同等條件下女性進入媒介行業的機會減少；媒介從業人員的性別構成也因此而以男性爲主，尤其在媒介機構的決策管理層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更是遠遠低於男性；此外，從歷時的角度來看，雖然女性從事媒介行業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但是其在媒介行業中所處工作領域的分佈狀態卻並未出現結構性變化，仍然更多地與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相關聯。當然，例外總是存在。近年來，在關於戰爭、足球等一些以男性氣質爲主導的傳播題域中，女性記者不僅時露崢嶸甚至大放異彩。以對2001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進軍韓日世界盃的亞洲十強賽的報道爲例，足球女記者一度的盛世喧嘩即已成爲今日難以得見的獨特風景。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在這一令人豔羨的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正是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所指出的某些“真實”，即女性記者在這些頗具影響的新聞事件中，受到關注更多的並非是其“報道者”角色而只是其“女性”角色，其作爲一名記者而理應擁有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實際上處於被遮蔽的狀態之中。[5]
三、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反思
1、反思的理論進路：西美爾的“女性文化”論[6]
德國社會學古典大師西美爾思考女性文化運動的出發點是女性精神與文化形式的關係，在談論“女性文化”時，他認爲，具體的女性作品——像當今的女性研究喜歡發掘的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女人文化成就——實際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女性精神在某種文化形式所欲以延續的永恒意義中已經和能夠做出的貢獻。
西美爾將文化分爲“主體文化”與“客觀文化”，他認爲，“文化是個體身上的一種教育活動、智慧或美、幸福、德性的狀態。這種文化的現實和作用存在於具體靈魂身上。”我們可以稱“這種主體文化爲對其靈魂財富的分享，……個體以偶然的、不固定的方式共用了其中的部分，而這個部分對整體庫存量沒有影響。” 這裏，文化的“整體庫存”就是“客觀文化”，“其內容和意義完全不受它在個體身上表現的程度和頻率的限制，語言和法律、習俗和藝術、職業種類和宗教、家具和服飾，……這些形式在其內在的客觀意義上超越了個體，都是已有的文化活動及其未來規範的客觀化結果”。西美爾認爲，人類文化不是沒有性別的，“絕對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純粹客觀性的文化。相反，除了極少數的領域，我們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 那麽，女性文化運動究竟提出了什麽樣的新問題呢？女性文化運動的文化意義又究竟是什麽呢？西美爾認爲，“女性運動客觀的文化意義不可能是：從現在開始，至今爲止爲男人而存在的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要由女人完成。”也就是說，要求女人成爲創造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的主導力量或者至少是與男性同等的力量。所謂女性文化的意義，並非是要在文化的客體形式——它們已經歷史地是男性的——方面去增添舊的靈魂品質，創造出所謂女性化的“客觀文化”——像一些女權主義者所號召的那樣，而是要考慮能否爲人類的個體靈魂所擁有的財富增添女性質素，使“主體文化”在品質上與至今爲止的不同，其運動的方向，不是要向男性看齊，而是要認清女性品質——被男性文化壓制、排斥了的“女人性”。
2、反思的實踐方向：中國語境與研究現狀
（1）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中國語境
對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反思首先要考慮的是中國語境，因爲無論是女性主義還是傳媒批評理論，其在進入中國之後都必然要經歷本土化的過程，而且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也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必須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問題意識和批評指向。
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在運用女性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將西方特定歷史階段的女性主義理論普遍化”，否則“很容易陷入殖民主義的陷阱，從而遮蔽第三世界中國女性的真正處境”[7]。因爲女性的社會認同的多元化已經使得單純的性別研究方法在當前無從適用，尤其是在關於黑人女性以及第三世界女性的研究中。
女性主義在中國有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發展脈絡，如果完全以西方的女性主義爲參照點來解析批判中國的傳媒現實，不僅勉爲其難，而且難以深入。“如果說西方的女權主義基於女性自發的實踐活動和理論挑戰，那麽中國的婦女觀則更多地隱匿於社會總的道德規範和革命運動之中。因此，對於中國婦女材料的把握應該立足於經驗範疇，而不是理論範疇。”[8]從文化層面來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性別關係呈現複雜態勢。雖然各種典章制度確立的綱常倫理決定了性別關係實質上的不平等，但是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卻始終隱沒在君爲臣綱的政治秩序之下，而且以孝爲先的倫理傳統也使得“慈母”與“嚴父”成爲二元並立的一對平等概念。女性不僅在家庭生活領域中有居於主導地位的可能，而且“家國同構”的政治構建模式也使得女性在政治秩序之中有謀求存在空間和施加側面影響的可能，儘管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這種由中國傳統文化所塑造的性別關係的兩面性要求我們必須對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加以中國式的改造，如此方能深入理解某種別樣于西方的現實。從實踐層面來看，西方的女性主義進入中國的直接後果是以顛覆傳統的性別倫理秩序爲目標的婦女解放運動，但是在“壓迫—解放”的思維範式主導下的這一運動，卻沒有像西方女權運動那樣的自在性和獨立性，也沒有充分考慮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性別關係的複雜性，而主要是作爲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存在的。這一運動與其說是婦女解放運動，不如說是男人們的解放婦女運動。在這一以男性爲倡導者和領導者的運動中，諸如“婦女能頂半邊天”之類的政治話語反映和要求的是女性能夠並且必須在所謂“客觀文化”方面做出至少與男性同等的貢獻，而這當然也是中國革命進行社會動員的面向之一。革命的成功最終促成了婦女的“解放”，但是“解放”的婦女卻對建基於真正的女性主體意識之上的性別角色表現出茫然甚至抗拒。這種當代中國女性正在遭遇的文化與現實的困境似乎是一種邏輯的謬誤，因爲在她們作爲“解放”的婦女加入歷史進程的同時，其作爲一個性別的群體卻再度悄然地失落於歷史的視域之外。
中國的語境現實決定了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必須將女性主義置於中國本土的語言生存之中加以探索和運用，如此才能對當代中國的傳媒現實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解析，從而進一步展開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批判。
（2）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研究現狀
在研究視域上，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研究側重是不平衡的。相關抽樣分析表明[9]，當代中國新聞傳播學中的女性主義研究的主要議題是新聞傳播中與女性相關的內容分析，其中各類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關注的重點，而相比之下對女性傳播者的研究則顯得單薄無力。之所以呈現這一主流傾向，或許可以認爲是因爲當代中國的大衆傳媒目前正在陷入這樣一個誤區，即在對當代中國女性的社會角色興趣索然的同時，卻熱衷於宣揚一種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性別角色意識，正在爲女性爲人妻、爲人母之“女性價值”的凸顯和回歸而歡呼鼓舞。但是筆者以爲，這種對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過度重視，似乎更可以理解爲是對所謂“女性視角”的一種悖思，因爲在當代中國的媒介行業中，女性無論是在數量、質量，還是在地位、話語上都仍然處於弱勢地位，傳媒批評如此過分討論文化生産的結果實際上是對當前文化生産主體之性別構成的一種先驗性肯定。依照西美爾的“女性文化”論，我們必須在“主體文化”上實現女性文化運動意義上的改良，而這首先要求我們必須更多地對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現實生態這一批評視域予以關注。同時，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判斷女性質素是否得以增添的標準並不單純是女性在媒介行業中的數量、掌控話語權的機會等等，更重要的是媒介行業整體上的“女性意識”和“女性氣質”。這不僅是因爲女性文化運動的真正意義並非是要對“客觀文化”中性別質素的權重進行簡單地糾偏，而且是基於以下兩個事實，一是“媒介製作領域內女性的增多並不意味著女性權力增加或影響增大，相反，它意味著在該領域內女性收入和地位的下降。”[10]二是媒介行業中的女性也可能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爲男性視角的複製者而不自知，學者戴錦華就以當代中國的女導演爲例對無意識女性媒介生産者的敍事風格做過剖析。她認爲在絕大多數女導演的作品中，創作主體的性別身份絕少呈現爲影片的風格成因之一，她們的成功之處僅在於，能夠製作“和男人一樣”的影片，能夠駕馭男人所駕馭並渴望駕馭的題材。[11]
在研究方法上，雖然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在整體上趨向於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但是就單個研究者或者就對某一議題如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所進行的研究來看，其多元化的程度還有待提高。相關抽樣分析表明[12]，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目前使用的最普遍的研究方法仍是內容分析批評。這一方法雖然不啻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的基礎性研究方法，但是卻因爲對於媒介文本分析的過分依賴而存在著諸多問題。[13]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一方法在呈現出某種性別成規圖景的同時，卻無法對這一圖景之下的隱含意義做出深入有力的解釋。研究方法的單一以及方法本身所存在的問題直接導致在當前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領域中重復性研究普遍存在，諸多研究僅限於表面化的描述和話語式的批判而無法在廣度和深度上取得建設性成果。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本身的開放性以及中國語境的獨特性要求我們必須開創和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尤其是對當代中國的傳媒現實具有實用性和解釋力的方法，如此才能使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
（3）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矯枉過正的批評者
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雖然著眼于傳媒現實中的男性中心主義，但卻並非是要以一種女性的一元論來取代另一種男性的一元論。儘管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者大都是在承認男女兩性平等和諧的前提下對女性在媒介中的現實狀況展開批判的，但是在研究實踐中卻表現出過於強調男女兩性之間性別差異的傾向，普遍將女性作爲一個群體與所謂男權社會加以對立。這一“性別二元對立”的觀念直接導致批評者的批評視角更多地是“重解構、輕建構”，其論述也因此而常常顯得激情有餘但理性不足。於是，批評的矯枉過正實際上反而使得批評本身有了方向偏失的可能。此外，由於女性主義者相較于普通女性在當今更加受到大衆傳媒的“妖魔化”：“（她們）與大多數市民的日常生活事物既沒有聯繫又不相適應”；“某種程度上（也）不做與普通女性相同的事情”；“觀衆可能認爲女性主義及其所關注的與尋常百姓無關，還可能認爲它們實際上是異常的。”[14]因此，蓋爾•塔奇曼所指出的“象徵性殲滅”對於矯枉過正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者本身或許更應該成爲一個需要加以重視的問題。
結語
女性主義無疑爲我們進行傳媒批評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和思考角度，但是由於學界對於作爲傳媒批評之重要理論武器的女性主義的研究正在不斷的自省與反思之中走向深入，比如，按照西美爾關於“性別形而上學”的觀點[15]，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意義就在形而上學的層面遭到了否定。因此，對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傳媒批評進行反思也必須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筆者以爲，對於女性主義傳媒批評所針對的傳媒現實，我們似乎應該加以更爲深入的反思。因爲女性主義傳媒批評當前的論述與思考實際上都是在女性主義的強意識流或者潛意識流之下進行的，其所發出的呼聲無外乎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是真實女性的異化映射以及在媒介行業之中的女性仍然處於弱勢邊緣的境地。但是，這種映射與境地到底是男性文化強勢的結果還是女性品質實在的體現？女性在媒介現實中的處境到底是虛妄的還是真實的？如果站在女性主義的一般立場，這種映射與境地無疑是男性掌控傳媒話語與實踐的真實反映。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女性主義話語本身即是在已經承認男性世界的前提之下産生的，其對男性世界發出的呼聲可以說是一種本已無奈的呐喊，當然，這種呐喊在現今已經變得如此強烈，如此廣泛。然而，恰恰在這時，事實上在現實世界中也經常是這樣，每當一種話語處於強勢的時候，另一種真實可能就此會湮沒於此種話語的喧囂之中。
【注釋】
[1]女性主義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理論，但與其他的理論形態相比，其應該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爲雖然這一理論研究的切入點是性別權力結構，但是由於研究者各自的理論背景及研究角度不同，其必然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和態勢，並且當前的女性主義也已遠遠超出了前期“女權主義（運動）”所指涉的政治運動的範疇，進入了對構成社會整體的文化加以批判的時期。
[2]參見潘知常：《批判的視境——潘知常媒介研究論稿》，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版。
[3]對內容分析的界定，可參見戴爾(R.Dyer)：《作爲傳播的廣告》，轉引自[英]多米尼克•斯特裏納蒂（Dominic Strinati）著，閻嘉譯：《通俗文化理論導論》，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213頁。
[4]如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聯合組成的課題組在全國除臺灣省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對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現狀與發展情況所作的抽樣調查。參見“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現狀與發展”課題組：《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現狀與發展》，陳崇山、卜衛執筆，《婦女研究論叢》，1996年第3期。
[5]參見林林、張玉川：《女性報道者的角色嬗變——從鳳凰衛視伊拉克戰爭報道談起》，《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年第2期；羅婕：《足球女記者成爲另類風景——論女性傳播者在十強賽報道中的角色錯位現象》，《當代傳播》，2002年第1期。
[6]本節加注引號的部分皆引自[德]西美爾（Gerog Simmel）著，劉小楓編，顧仁明譯：《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140頁；其他部分則參見劉小楓先生在此書前面所著之《金錢、性別、生活感覺——紀念西美爾<貨幣哲學>問世100年》一文。
[7]趙稀方：《中國女性主義的困境》，世紀中國網（http://www.cc.org.cn）2001-5-18。
[8]遠嬰：《女權主義與中國女性電影》，胡克、張衛、胡智鋒主編：《當代電影理論文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113頁。
[9]參見楊珍：《中國新聞傳播學中女性主義研究的歷史、現狀與發展》，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10]轉引自陳陽：《性別與傳播》，《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1期。
[11]參見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主流與邊緣》，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174頁。
[12]參見楊珍：《中國新聞傳播學中女性主義研究的歷史、現狀與發展》，華中師範大學2004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13]已有學者對於這一方法所存在的問題做出較爲客觀和深入的分析，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參見潘知常、林瑋主編：《傳媒批判理論》，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260-262頁。
[14]Rebecca Ann Lind & Colleen Salo：The Framing of Feminists and Feminism in News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s in U.S. Electronic Medi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March 2002.
[15]西美爾認爲，人分爲兩性，表明人類這一物種是終極性分裂的存在，“這一物種的要素永遠相互尋找，相互補充，決不會克服它們的對立面”，每一性屬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對立面，從性屬的對方來規定自己、找到自己。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無論男人性還是女人性，最終都不過是“人類孤獨最純粹的形象”，這種人的“具有深刻的個體形而上學意義”的孤獨，最終都是男人性或女人性不可能抹去的。參見劉小楓先生在《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德]西美爾著、劉小楓編、顧仁明譯，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前面所著之《金錢、性別、生活感覺——紀念西美爾<貨幣哲學>問世100年》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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