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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严冬钱难赚，物化社会友难交。
“人一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没花掉。人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活着，钱花没了。”这是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和赵本山的台词。
“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这是2009年的贺岁片《非诚勿扰》中秦奋的感叹。
无论赚钱还是交朋友，都是关乎个人社会地位和自我存在感的身份确认。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或多或少逐渐有了钱；但利取代了信，令“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
这是物化社会格局下将朋友“工具化”导致的人际危机，钱与朋友不能两全，“酒逢知己千杯少”变成了“酒逢千杯知己少”。
人人有“朋友”，人人不敢相信“朋友”。要获得真正友谊变成了一场生存竞赛，你必须克服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虚高的友情CPI、不稳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惧、残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间和昂贵的时间成本。
物化社会格局下的人际危机解决之道，还需要把朋友之信归还给朋友，再加上好运气。
物化社会的人际规则：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
物化社会把所有事物都商业化，所有关系都变成交换，但最可怕的并不是这种规则，而是在规则之中的不规则和潜规则。
“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贺岁片《非诚勿扰》给2008年年尾留下这么一句流行语作为总结。在轰轰烈烈的2008年里，中国人经历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心境转换，领会到从生活到情感的变幻莫测，什么是人生的核心价值，或许这句话也可以给出一个参考答案。
那到底钱是问题，还是朋友是问题，还是钱和朋友的无法共存才是问题？
钱和朋友都是游戏
钱不是秦奋的问题，因为在《非诚勿扰》里，开场5分钟之内他就用一个极其傻X的玩意骗了一个更为傻X的人100万英镑。所以，剩下来的时间他就在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在没有100万之前，秦奋有朋友吗？在那儿之前，他的人生就很有意义？
人类最犹豫的时刻就是推着购物车在超市收银台前判断哪条人龙更短一些，人类最郁闷的时刻就是总觉得自己排的这条队慢过旁边那条。钱和朋友的悖论，就像是这种排队游戏，有了钱，你自然就会想哪个选择更好，没钱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想到选择。难道你就没有想过第三种选择——其实你的购物车里也没多少东西，不如在排队之前就放在一边，从无购物通道里出去？
钱是智力游戏，朋友是趣味游戏，每个游戏都有每个游戏的规则。即使是朋友这个游戏，每个地方也有每个地方的规则。朋友游戏在北京，意味着“比比谁的人脉广”；在上海意味着“看看谁的格调高”；在广州意味着“试试谁的生意大”；东北人交朋友凭喝酒，重庆人交朋友看耿直……任何人到了另外一个文化语境中，自然都会遭遇朋友观的文化冲突，能不能交到朋友、交到多少朋友成为能否融入文化语境的标志。
其实，无论赚钱还是交朋友，都是身份确认。钱，意味着你有能力、有手腕、头脑聪明、刻苦能干——当然，你永远都在心里和你的朋友对比，比你的朋友钱多，你才真正感到这种身份确认的愉悦。朋友，意味着你的人品好、胸怀广、乐于助人——当然，很多时候你是用钱才解决这些问题的。钱和朋友，这都是人类的社会地位确认的重要符号，也是每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确认自我存在感的基本要素。在浩瀚无边的陌生人群中生活，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有钱的时候，他对未来就有了安全感，当他身边聚集了朋友，他对当下就有了愉悦感。这个不可控的世界仿佛就变得可控起来，一种强烈的存在感油然而生。
要打翻版这个游戏很简单，“男性朋友不可借钱，女性朋友不可上床”。要在这个游戏中作弊其实也简单，向女性朋友借钱，和男性朋友上床。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不可能。
交新朋友还是用新方式交朋友
越战电影里有生死之交，文人逸事里有弦声雅意，似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变得简单粗暴起来。
科技昌明，世界越来越小，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上学、工作、搬迁，转瞬间人生际遇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朋友间的共同体验从此破碎。城市把人类关进水泥森林，公司把我们圈进格子，从此每个邻居都变成讨嫌鬼、每个同事都是怪胎、每个路人都居心叵测。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就此消失，缺朋友变成一种呼吁“农业社会好”的最有力口号。
SNS网站成为当下时代最奇特的交友方式。开心网上，如果有人试图加你为好友，你就会有一个选项“我不认识他”，但是如果你点下去，你还是和他成为好友，聊不聊完全看你之后的心情。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去跟陌生人聊天，一直聊到终于有一天我们成为朋友。这种想法最后的推论就是，网络上交不到好朋友，或者干脆是网络交友方式破坏了朋友的真正意义。
但有没有人回想过你小时候交到第一个发小花了多长时间？你第一眼看他一定觉得很别扭，你甚至用了几天时间才跟他说上第一句话，你用了整个幼儿园的三年来和他一起玩，然后又有几年你一直觉得他是个白痴和他绝交，现在到了三十年后，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交友的困惑不在于方式的改变，而在于时间的长短。网络时代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你已经没有耐心花那么多时间。
我曾听说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发生在网络游戏社会问题频出的那几年。一位福建玩家千里迢迢去四川找他游戏中的生死搭档玩，这位搭档却把他囚禁起来，逼他说出游戏帐号和密码——那里面有着众多游戏玩家梦寐以求的顶级装备。就在转运他去下一个囚禁地点的时候，他跳车逃生，他的求助对象是他游戏中的一个死敌。这位死敌把他藏匿起来，之后还帮身无分文、人生地疏的他吃饱穿暖，买了机票送他安全离开。结局大家都可以猜得到，他在四川还是有一个朋友，只不过换了一个人。
原教旨主义的朋友观在当下已经无法适用，现在要看你是愿意交新朋友还是愿意用新方式交朋友。
谁是谁的朋友
高洋的朋友观和陆涛的朋友观显然不同。
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高洋为了钱坑了朋友；在《奋斗》里，陆涛赚的钱似乎就是为了周济朋友。他们讲朋友义气，但前者我们称作理想主义的年代，而后者我们叫做现实主义的年代，这是所有朋友悖论中最大的悖论。
60后在一片物质贫乏之中投向物质的一线光亮，80后打小沉浸在物质的怀抱里，对物质只存在一点朴素的幻想，两代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朋友观自然也泾渭分明。
但在新一代人的视野里，朋友定义不再这么狭窄，有吃喝玩乐的朋友，有共同兴趣的朋友，有最佳拍档，也有最佳损友，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在广东人的字典里，更有拖友、蒲友、K友，还有道友、条友，举凡是人皆可为友，只是看你对“友”的定义如何。
新时代有新时代的人际关系。物化社会把所有事物都商业化，所有关系都变成交换，其实也不过只是思维的一种转换，以友情换友情岂不也是一种交换。在当下生存只能理解当下的时代规则，最可怕并不是这种规则，而是在规则中的不规则和潜规则。
即使是钱和朋友的关系，这个最难迈过的坎，那也是技术问题，而不是精神问题。
物化社会的交友悖论：城市越大，朋友越少
焦虑的A型城市、孤独的扮熟人社会、虚高的友情CPI——在都市交友的不友好界面中，你要跨越多少障碍，才能结交一个知己而不是凑饭局的损友？
请注意，你或许正在经历一次都市成功学的慢性中毒——你走路和吃饭的节奏越变越快；你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按电梯按钮；你总抢别人未说完的话说；你总试图同时做两件以上的事情；你着迷于数字，成功以获益多少来衡量；你假期不知道干什么；你把新东方或疯狂英语当励志班；你把同事叫对手不叫朋友……到最后，你开始盲目相信效率就是金钱，患上时间强迫症的你，将掏出手机看时间变成每15分钟必然重复一次的习惯动作。
心理学家将一副急功近利的孬样的你，称为“A型人格”；社会学家则把你生存的这个“生活匆匆忙忙、事事要竞争、时时要抓紧机会、随时会落伍失败”的城市，称为“A型城市”。美国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勒范恩认为步调最快的A型城市，可吸引并制造出更多A型性格的人——A型人类和A型城市是物欲城市里最大的恶性循环，而中国的一线城市，已不知不觉被新移民贴上A型城市的标签。
城市越大，朋友越少。急功近利的你，深喑熟人社会的潜规则，却不过活在友谊虚假繁荣的“扮熟人社会”中；争强好胜的你，背着最大的压力，拥有最少的知己，渐渐成为忧郁症的最佳候选人。
正如所有身处市中心生存大挑战中的人一般，你要获得真正友谊，必须挑战A型城市所设置的7个“不友好界面”：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虚高的友情CPI、不稳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惧、残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间、昂贵的时间成本——渴望友谊的你，一向漂移于都市生活的悖论之中：你既诅咒这些人口动不动超过1000万的庞然大物不够人性化，却又仍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老友，只为进入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无根之城。
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
你正处于一个“扮熟人社会”之中——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过“熟人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21世纪，随全球化与商业化而来的陌生人社会，在中国衍生出一套泡沫式的交友语法：正如广东人可以将满脸横肉的女顾客称为靓女，饭局上的哥们与兄弟称谓，不过是约定俗成的礼貌用语。
你没有真正朋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称你为朋友。商业社会将你的朋友定义扩大化，朋友关系与同事关系、客户关系、上下级关系、利益关系纠缠不清。你甚至会产生一个可怕的感性认识：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也许未曾存在过——你我不过活在泛泛之交的包围圈中，真正需要知己交心，真正需要朋友援手之时，才发现所谓的熟人社会，不过是一场泡沫。当传统的人际关系被讲求效率的城市改变，大家不过走的是“扮熟人社会”的折中路线。
这是都市交友的社会学悖论——熟人社会让你患上忧郁症，因为只有很多熟人的人，才活得比较快乐；陌生人社会也让你患上忧郁症，因为没有任何熟人的人，根本就不会快乐。
消失的公共空间
在发生偶遇新朋友的剧情之前，你先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内地房地产商开始把四合院当高端产品，皆因四合院有利于人际交往的功能，让邻里亲密无间；丹麦流行“集体住宅”，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家庭共享客厅、餐厅、活动室，据说能形成一个欢乐大家庭。
你期待城市规划师用四合院精神对公共空间进行方便交流的人性化改造，让市民亲切交谈的动人场景随处可见——香港的大学有HALL文化，寂寞城市也应该有HALL文化；只有摩天写字楼、高密度住宅、巨大ShoppingMall的城市是不人性的城市，广场、步行街道、公园才是城市的客厅。可惜，高昂的地价足够打破中国人的这种幻想，更多的人仍在为安居之所而疲于奔命，在你家边上的广场上喂鸽子侃大山之理想生活仍离你甚远。
这是都市交友的规划学悖论——你认为规划里的公共空间永远不够，又恨不得那块占据地利的空地建起座便宜房子；你幻想应该与邻居有一个邂逅的公共空间，却又恨不得你家再增添一个私密的房间。
新移民的恐惧
2002年，《女友》上刊登的一首《最后归属只在进入你》的诗歌，成为了城市新移民的写照：“在无比空荡的房间/你可知道/我所有的烟灰和酒瓶/沿路抛却痛苦/最后归属只在进入你/我的城市”。
为了进入门槛甚高的大都市，你抛弃之物可是比你想象的要缺乏诗意。作家十年砍柴说得好：“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一般人出了门，满眼陌生人，就敢疯起来，回到自己村子，就立马乖起来。”“满眼陌生人”是新移民在踏足新城市后的第一景象，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持续经年的困惑：“我到底是哪里人？”
有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普遍对所在城市具有陌生感，缺乏认同感，“同城待遇”是他们眼中最金贵的关键词。在一篇《北京是谁的北京？》的文章中，批评过“门槛一直是很高”的北京，本地人有歧视外地人之嫌。曾有报道指，申请北京户口的私企老板，企业需三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于是，有较真的学者即刻运算出北京户口的人民币价值：831万元——纳税300万元，支付北京人工资420万元，交纳社会保险费等111万元。
这是属于这个都市交友的资源分配悖论——你获得同城待遇的目的是希望不再被歧视，但被歧视的人，从来就不太容易获得一个同城待遇。
不稳定的安全感
2008年，有网友“货币学派”发帖称，他在购书中心门口遭遇急事，手机没电，在向路人借手机发短信时惨遭无数白眼。
“货币学派”的遭遇其实很正常，毕竟他的行为与很多骗子如出一辙——传媒随水推舟，将防备心重的社会生态称为“龟缩社会”。
“龟缩社会”之背景是你最容易缺失的安全感。在无情城市，防盗网与防盗门阻挡的除了盗贼，还有你邻居——广州以“三年一中变”为号召，曾在一年间就投入3亿元，一度拆网718万平方米；但三年之后，广州人仍在乐此不疲地为卧室窗户装上不锈钢的“内网”。
有专家评选出备受争议的“中国十大最具安全感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新余、桂林、梅州、舟山、威海。从排名上看，安全感与犯罪率未有直接关系，更多时候，朋友多少、房价高低、商业氛围、城市环境、生活质量、富裕程度、人文风俗、就业机会都可让你的安全感发生动摇——难怪有人说，多个熟人多条路，买房只为安全感。
这是属于这个都市交友的防守悖论——你需要从更多朋友身上获得归属感、存在感与安全感，但因为缺乏这些而龟缩的你，正是最难交到朋友的人。
虚高的友情CPI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美国ABC电视台的电视剧《女人帮》，讲的就是大都会里四个“益友”的故事——她们生活在曼哈顿、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名成利就、穿着高级时装出入高档场所，小团体里互相帮助、自开自解。
拉帮结派的确是对抗残酷城市的最佳武器——女主角Mia为了一个职位挤掉了作为竞争对手的未婚夫，甚至失去马上即到的婚姻，但她没有任何自我检讨，只要一个闺密聚会就破涕为笑。
虽然观众是和小资生活并不沾边的师奶们，但肥皂剧总能表达出孤身奋斗的人的城市理想。古龙说过：“女人与女人之间虽然很难交朋友，但女人总是同情女人的，因为她们觉得只要是女人，就值得同情。”用这个定理分析女人帮未免肤浅，有上海女青年看透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并在博客里宣称自己发现了大都会中最牢固的朋友关系——不能志同道合，至少门当户对。
这是都市交友的纯洁性悖论——真正的友谊是无价的，但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中，每一个人，包括你本人，都有行价。
残酷的CBD地理
上海陆家嘴有10公顷绿地，便被附近金贸、中银、汇丰等写字楼白领称为“白领公园”——据说人数最多的时候，能聚集3000人。有人将这块绿地赋予浪漫色彩，认为在风和日丽的午休时间，白领在草地谈心好过去登录世纪佳缘。不过，交通银行一位先生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反应比较冷淡：“就算陆家嘴变成徐家汇，我中午还是选择绿地，因为户外跟户内不同，我出来的目的是换换空气。”
CBD是吸金场，也是压力场。楼高30层以上的写字楼构成一个蚁巢般的神秘空间，楼层、房间、公司、部门、办公桌间板形成层层壁垒，将养老金都没有保证的你给圈养起来。随着金融风暴到来，“裁员滚滚”已成农历新年禁语；只在CBD拥有办公桌半米地皮的白领们，不得不适应资源如此密集之地的残酷地理——连最感性的瑞丽女性网都刊登一个调查，1/5的人认为职场上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这是CBD的残酷性悖论——CBD的生态是优胜劣汰，不过留下的是敌人，淘汰的是朋友。
昂贵的时间成本
有北京市民统计并抱怨过一件事情：他从自家居住的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必须采取以下步骤：步行10分钟到小区大门、右拐向东走200米、翻过一道长达180米的人行天桥、向西折返200米，耗时超过30分钟，才能往返与小区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在讲求效率的快城市，慢生活只适合无业青年或文艺份子。市民们的时间敌人实在太多：一条只有二车道的堵塞马路、一份不科学的工作单、一场毫无营养的谈话、一部让你觉得生命被延长的烂电影、一个总是叫你接儿子放学的老板、一个你根本不想玩却天天在玩的连连看游戏，都足以造成你时间表的紧张。
那么，你还有多少时间寻知觅己，好与你促膝谈心？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富兰克林在其编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迷惑世人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当你活在信奉时间信条的A型城市，你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对朋友相处时间进行效益化计算？
这是属于都市交友的最后一条悖论——等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朋友；等你有朋友，你却没时间。
物化时代的交际苦闷：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缺?朋友！
“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物化社会什么都淡，不只朋友关系，甚至夫妻。
中国移动的春节祝福短信，今年是170亿条，年增40%。移动凭此日进亿金。逢年过节发短信发到手麻，是新世纪的形式主义。类似2008年的股市，表面繁荣，内底紧缩。
人类最多能“承受”的朋友数量是多少？科学研究的结果是“150个”。我们手机电话簿中，实用朋友太多，精神朋友太少。你发的一百多个短信中，有一两个是真的朋友，足矣。
社会流动频繁，同龄群的变迁，城市物理界面的冷漠化，都市人面部“酷化”，这就叫全球化现代化。表面风光底下是物化的社会关系，“朋友”泛滥却贬值，在所难免。年味儿淡出个鸟来，朋友之交淡如短信。
物化社会的特征：将朋友“工具化”
饭局上谈判桌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朋友”。办不成事就“不够朋友”。朋友成了办事的工具。
朋友的工具化让“朋友”概念贬值，“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校友聚会不时兴谈人生了，时兴谈钱。以交换名片始，以谈生意终。同学会将感情勾兑沦为关系勾兑了。
过去30年之中，中国人可谓补足了市场经济课，有些地方我们比西方还西方。当代中国人将社会学家所谓“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工具理性”的刀破除前改革时期的迷信崇拜，同时也砍向所剩无几的传统道德关系。传销从杀熟开始，做生意找投资从熟人开始，借钱炒股找熟人开始。结果找一个，“朋友”就少一个。现代人的一句肺腑名言就是，想众叛亲离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他们借钱。
次贷危机源于人性的贪婪，新任美国总统也承认了，他们人人有份儿。市场贪婪堂而皇之地以工具创新的名义获取了正当性，“华尔街式金融创新”。“工具创新”不仅在华尔街，在“学生辈”的市场经济国家比比皆是。中国用30年的时间越过了西方的300年，直至“毒奶粉”事件爆发，所有的公共道德和信仰归零。工具理性的发展正如马克斯·韦伯100年前的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市场经济尽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足和自由，但支撑它的基本价值却蕴涵着使它自我毁灭的动力。
法国搞笑片《我最好的朋友》道出真正的朋友如此之难：一个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有一个漂亮的公寓、一个美丽的情人和大把的金钱，跟人打赌说他如果在十天之内交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话，便要将在拍卖会上高价买下的希腊古董花瓶输掉。他列单子，逐个排除，好朋友竟无一个，全是利用关系，这就是工具理性“最高境界”。成功人士本质上都是孤独的，无私的友谊这种东西在他们的辞典里不存在。
当今中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生命。社会关系都转换成金钱、效率，熟人自然工具化。“熟人”就是能吃的人，生人是你吃不到或不让你吃的人。
出门靠朋友，朋友变成家庭成员的外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是交不到职场朋友的，职场永远是提防式的、政治的、利益的，不可能变成扩大化的家庭。除非把职场变成家庭关系，除了家族企业，这样的例子不多，有了也难长久。
美国人最近在网上呛中国，说中国人的五大缺陷决定了中国的“悲剧命运”。其中一条是“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中国是面子社会、人情社会。
朋友，无疑是扩大化了的亲属，所谓亲朋嘛。出门靠朋友，他们是中国人情保险公司必不可少组成部分。这是今天的状况，美国人批得有道理。可古礼并非如此庸俗，“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中，“信”对朋友，信字才是朋友之间的行为准则，而非利益更非生意。如果中国人能把朋友之信归还给朋友，再推广到全社会，想必能跳出美国人批的“悲剧命运”吧。
“酒逢千杯知己少”
现代人饭局上“朋友”很多。表面上推杯换盏，推心置腹的没有一个。酒桌上的热闹，好比华尔街股市，是虚假繁荣。酒醒之后，泡沫破裂。鬼才相信“感情铁，喝吐血”、“酒杯一举，以身相许”的屁话。
“酒逢千杯知己少”，语出凤凰卫视评论员 石齐平老师。一语道出时代苦闷。这种误读读出了很深的人情世故来。
喝酒是中国人特有的告解方式，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是酒逢千杯知己少。今天，酒逢千杯是为了签合同或搞定某人。请喝酒是仪式，喝酒是前戏，预示着某种媾和的开始。
酒菜桌上不说心里话，床头上更不能说。浙江草根老板《22条经典成功商业法则》：“不要给你的女人讲你的商业细节，无论这个女人是你包了的娼妓、二奶、还是你众多情人之一或者是你已经结婚多年的妻子：第一你谈了可能她们也不懂，第二你谈的商业细节里面会有能让你入狱的内容，……一定要记住！”
真正的朋友并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那是道德绑架。真正的朋友是知已。俞伯牙、钟子期式的知音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宁愿相信他俩前世是发小儿，今世有缘来相会的。
知己源于共同经历，所以朋友是你的最佳聆听者。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能感你所感。
中国人没有宗教，朋友就成了告解的对象，交心的人。《欲望都市》、《老友记》并非只是电视剧版。他或她可以一句不说都是安慰。我始终认为，能告解是朋友的标准，而非借钱或有急事相求。
朋友具有彼此的独立性，如果双方密切到使对方感到受束缚，友谊将难以维系。物化社会什么都淡，就是不谈感情。甚如夫妻，也是个家庭责任有限公司，有经济利益。纯朋友没有经济关系，所以比夫妻关系更纯。
一部忘了片名的美国电影，四个十来岁小伙伴偷偷相约闯天下，经历穿越黑森林、篝火露营、坏蛋威胁、火车救险诸多历练，几天后回到小镇感觉忽然长大。片尾曲是Ben.E King的那首stand by me：天崩地陷，我不会哭，只要你在身边，stand by me，stand by me……。
新世纪小孩是没有了发小儿的世代。“我家孩子忙着，还要准备课外班”，也就没有了成长的故事，没有了共同历险你可以托付一生的发小儿。“苟富贵，勿相忘”，这样的朋友是断不会相忘的。新生代朋友虚拟化，没有铁哥们，可以同甘，不可共苦。因为欠练！
李敖大师声称一个朋友都没有。所以每当“朋友”贺庆，他总是贺信一封、红包一个算是打发，人是不照面的。“别人的爱情比海深，我的爱情浅”，李大师总结出的“只爱一点点”是现代版的朋友观：浅尝辄止，方能明哲保身，陷深了必有麻烦。
只是当真的朋友出现时，你要牢牢把他抓住。因为那是千年修来的缘份，再来的机会不多了。
“人一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没花掉。人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活着，钱花没了。”这是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和赵本山的台词。
“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这是2009年的贺岁片《非诚勿扰》中秦奋的感叹。
无论赚钱还是交朋友，都是关乎个人社会地位和自我存在感的身份确认。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或多或少逐渐有了钱；但利取代了信，令“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
这是物化社会格局下将朋友“工具化”导致的人际危机，钱与朋友不能两全，“酒逢知己千杯少”变成了“酒逢千杯知己少”。
人人有“朋友”，人人不敢相信“朋友”。要获得真正友谊变成了一场生存竞赛，你必须克服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虚高的友情CPI、不稳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惧、残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间和昂贵的时间成本。
物化社会格局下的人际危机解决之道，还需要把朋友之信归还给朋友，再加上好运气。
物化社会的人际规则：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
物化社会把所有事物都商业化，所有关系都变成交换，但最可怕的并不是这种规则，而是在规则之中的不规则和潜规则。
“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贺岁片《非诚勿扰》给2008年年尾留下这么一句流行语作为总结。在轰轰烈烈的2008年里，中国人经历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心境转换，领会到从生活到情感的变幻莫测，什么是人生的核心价值，或许这句话也可以给出一个参考答案。
那到底钱是问题，还是朋友是问题，还是钱和朋友的无法共存才是问题？
钱和朋友都是游戏
钱不是秦奋的问题，因为在《非诚勿扰》里，开场5分钟之内他就用一个极其傻X的玩意骗了一个更为傻X的人100万英镑。所以，剩下来的时间他就在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在没有100万之前，秦奋有朋友吗？在那儿之前，他的人生就很有意义？
人类最犹豫的时刻就是推着购物车在超市收银台前判断哪条人龙更短一些，人类最郁闷的时刻就是总觉得自己排的这条队慢过旁边那条。钱和朋友的悖论，就像是这种排队游戏，有了钱，你自然就会想哪个选择更好，没钱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想到选择。难道你就没有想过第三种选择——其实你的购物车里也没多少东西，不如在排队之前就放在一边，从无购物通道里出去？
钱是智力游戏，朋友是趣味游戏，每个游戏都有每个游戏的规则。即使是朋友这个游戏，每个地方也有每个地方的规则。朋友游戏在北京，意味着“比比谁的人脉广”；在上海意味着“看看谁的格调高”；在广州意味着“试试谁的生意大”；东北人交朋友凭喝酒，重庆人交朋友看耿直……任何人到了另外一个文化语境中，自然都会遭遇朋友观的文化冲突，能不能交到朋友、交到多少朋友成为能否融入文化语境的标志。
其实，无论赚钱还是交朋友，都是身份确认。钱，意味着你有能力、有手腕、头脑聪明、刻苦能干——当然，你永远都在心里和你的朋友对比，比你的朋友钱多，你才真正感到这种身份确认的愉悦。朋友，意味着你的人品好、胸怀广、乐于助人——当然，很多时候你是用钱才解决这些问题的。钱和朋友，这都是人类的社会地位确认的重要符号，也是每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确认自我存在感的基本要素。在浩瀚无边的陌生人群中生活，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有钱的时候，他对未来就有了安全感，当他身边聚集了朋友，他对当下就有了愉悦感。这个不可控的世界仿佛就变得可控起来，一种强烈的存在感油然而生。
要打翻版这个游戏很简单，“男性朋友不可借钱，女性朋友不可上床”。要在这个游戏中作弊其实也简单，向女性朋友借钱，和男性朋友上床。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不可能。
交新朋友还是用新方式交朋友
越战电影里有生死之交，文人逸事里有弦声雅意，似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变得简单粗暴起来。
科技昌明，世界越来越小，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上学、工作、搬迁，转瞬间人生际遇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朋友间的共同体验从此破碎。城市把人类关进水泥森林，公司把我们圈进格子，从此每个邻居都变成讨嫌鬼、每个同事都是怪胎、每个路人都居心叵测。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就此消失，缺朋友变成一种呼吁“农业社会好”的最有力口号。
SNS网站成为当下时代最奇特的交友方式。开心网上，如果有人试图加你为好友，你就会有一个选项“我不认识他”，但是如果你点下去，你还是和他成为好友，聊不聊完全看你之后的心情。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去跟陌生人聊天，一直聊到终于有一天我们成为朋友。这种想法最后的推论就是，网络上交不到好朋友，或者干脆是网络交友方式破坏了朋友的真正意义。
但有没有人回想过你小时候交到第一个发小花了多长时间？你第一眼看他一定觉得很别扭，你甚至用了几天时间才跟他说上第一句话，你用了整个幼儿园的三年来和他一起玩，然后又有几年你一直觉得他是个白痴和他绝交，现在到了三十年后，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交友的困惑不在于方式的改变，而在于时间的长短。网络时代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你已经没有耐心花那么多时间。
我曾听说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发生在网络游戏社会问题频出的那几年。一位福建玩家千里迢迢去四川找他游戏中的生死搭档玩，这位搭档却把他囚禁起来，逼他说出游戏帐号和密码——那里面有着众多游戏玩家梦寐以求的顶级装备。就在转运他去下一个囚禁地点的时候，他跳车逃生，他的求助对象是他游戏中的一个死敌。这位死敌把他藏匿起来，之后还帮身无分文、人生地疏的他吃饱穿暖，买了机票送他安全离开。结局大家都可以猜得到，他在四川还是有一个朋友，只不过换了一个人。
原教旨主义的朋友观在当下已经无法适用，现在要看你是愿意交新朋友还是愿意用新方式交朋友。
谁是谁的朋友
高洋的朋友观和陆涛的朋友观显然不同。
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高洋为了钱坑了朋友；在《奋斗》里，陆涛赚的钱似乎就是为了周济朋友。他们讲朋友义气，但前者我们称作理想主义的年代，而后者我们叫做现实主义的年代，这是所有朋友悖论中最大的悖论。
60后在一片物质贫乏之中投向物质的一线光亮，80后打小沉浸在物质的怀抱里，对物质只存在一点朴素的幻想，两代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朋友观自然也泾渭分明。
但在新一代人的视野里，朋友定义不再这么狭窄，有吃喝玩乐的朋友，有共同兴趣的朋友，有最佳拍档，也有最佳损友，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在广东人的字典里，更有拖友、蒲友、K友，还有道友、条友，举凡是人皆可为友，只是看你对“友”的定义如何。
新时代有新时代的人际关系。物化社会把所有事物都商业化，所有关系都变成交换，其实也不过只是思维的一种转换，以友情换友情岂不也是一种交换。在当下生存只能理解当下的时代规则，最可怕并不是这种规则，而是在规则中的不规则和潜规则。
即使是钱和朋友的关系，这个最难迈过的坎，那也是技术问题，而不是精神问题。
物化社会的交友悖论：城市越大，朋友越少
焦虑的A型城市、孤独的扮熟人社会、虚高的友情CPI——在都市交友的不友好界面中，你要跨越多少障碍，才能结交一个知己而不是凑饭局的损友？
请注意，你或许正在经历一次都市成功学的慢性中毒——你走路和吃饭的节奏越变越快；你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按电梯按钮；你总抢别人未说完的话说；你总试图同时做两件以上的事情；你着迷于数字，成功以获益多少来衡量；你假期不知道干什么；你把新东方或疯狂英语当励志班；你把同事叫对手不叫朋友……到最后，你开始盲目相信效率就是金钱，患上时间强迫症的你，将掏出手机看时间变成每15分钟必然重复一次的习惯动作。
心理学家将一副急功近利的孬样的你，称为“A型人格”；社会学家则把你生存的这个“生活匆匆忙忙、事事要竞争、时时要抓紧机会、随时会落伍失败”的城市，称为“A型城市”。美国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勒范恩认为步调最快的A型城市，可吸引并制造出更多A型性格的人——A型人类和A型城市是物欲城市里最大的恶性循环，而中国的一线城市，已不知不觉被新移民贴上A型城市的标签。
城市越大，朋友越少。急功近利的你，深喑熟人社会的潜规则，却不过活在友谊虚假繁荣的“扮熟人社会”中；争强好胜的你，背着最大的压力，拥有最少的知己，渐渐成为忧郁症的最佳候选人。
正如所有身处市中心生存大挑战中的人一般，你要获得真正友谊，必须挑战A型城市所设置的7个“不友好界面”：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虚高的友情CPI、不稳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惧、残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间、昂贵的时间成本——渴望友谊的你，一向漂移于都市生活的悖论之中：你既诅咒这些人口动不动超过1000万的庞然大物不够人性化，却又仍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老友，只为进入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无根之城。
扮熟人社会的孤独感
你正处于一个“扮熟人社会”之中——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过“熟人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21世纪，随全球化与商业化而来的陌生人社会，在中国衍生出一套泡沫式的交友语法：正如广东人可以将满脸横肉的女顾客称为靓女，饭局上的哥们与兄弟称谓，不过是约定俗成的礼貌用语。
你没有真正朋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称你为朋友。商业社会将你的朋友定义扩大化，朋友关系与同事关系、客户关系、上下级关系、利益关系纠缠不清。你甚至会产生一个可怕的感性认识：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也许未曾存在过——你我不过活在泛泛之交的包围圈中，真正需要知己交心，真正需要朋友援手之时，才发现所谓的熟人社会，不过是一场泡沫。当传统的人际关系被讲求效率的城市改变，大家不过走的是“扮熟人社会”的折中路线。
这是都市交友的社会学悖论——熟人社会让你患上忧郁症，因为只有很多熟人的人，才活得比较快乐；陌生人社会也让你患上忧郁症，因为没有任何熟人的人，根本就不会快乐。
消失的公共空间
在发生偶遇新朋友的剧情之前，你先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间——中国的内地房地产商开始把四合院当高端产品，皆因四合院有利于人际交往的功能，让邻里亲密无间；丹麦流行“集体住宅”，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家庭共享客厅、餐厅、活动室，据说能形成一个欢乐大家庭。
你期待城市规划师用四合院精神对公共空间进行方便交流的人性化改造，让市民亲切交谈的动人场景随处可见——香港的大学有HALL文化，寂寞城市也应该有HALL文化；只有摩天写字楼、高密度住宅、巨大ShoppingMall的城市是不人性的城市，广场、步行街道、公园才是城市的客厅。可惜，高昂的地价足够打破中国人的这种幻想，更多的人仍在为安居之所而疲于奔命，在你家边上的广场上喂鸽子侃大山之理想生活仍离你甚远。
这是都市交友的规划学悖论——你认为规划里的公共空间永远不够，又恨不得那块占据地利的空地建起座便宜房子；你幻想应该与邻居有一个邂逅的公共空间，却又恨不得你家再增添一个私密的房间。
新移民的恐惧
2002年，《女友》上刊登的一首《最后归属只在进入你》的诗歌，成为了城市新移民的写照：“在无比空荡的房间/你可知道/我所有的烟灰和酒瓶/沿路抛却痛苦/最后归属只在进入你/我的城市”。
为了进入门槛甚高的大都市，你抛弃之物可是比你想象的要缺乏诗意。作家十年砍柴说得好：“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一般人出了门，满眼陌生人，就敢疯起来，回到自己村子，就立马乖起来。”“满眼陌生人”是新移民在踏足新城市后的第一景象，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持续经年的困惑：“我到底是哪里人？”
有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普遍对所在城市具有陌生感，缺乏认同感，“同城待遇”是他们眼中最金贵的关键词。在一篇《北京是谁的北京？》的文章中，批评过“门槛一直是很高”的北京，本地人有歧视外地人之嫌。曾有报道指，申请北京户口的私企老板，企业需三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于是，有较真的学者即刻运算出北京户口的人民币价值：831万元——纳税300万元，支付北京人工资420万元，交纳社会保险费等111万元。
这是属于这个都市交友的资源分配悖论——你获得同城待遇的目的是希望不再被歧视，但被歧视的人，从来就不太容易获得一个同城待遇。
不稳定的安全感
2008年，有网友“货币学派”发帖称，他在购书中心门口遭遇急事，手机没电，在向路人借手机发短信时惨遭无数白眼。
“货币学派”的遭遇其实很正常，毕竟他的行为与很多骗子如出一辙——传媒随水推舟，将防备心重的社会生态称为“龟缩社会”。
“龟缩社会”之背景是你最容易缺失的安全感。在无情城市，防盗网与防盗门阻挡的除了盗贼，还有你邻居——广州以“三年一中变”为号召，曾在一年间就投入3亿元，一度拆网718万平方米；但三年之后，广州人仍在乐此不疲地为卧室窗户装上不锈钢的“内网”。
有专家评选出备受争议的“中国十大最具安全感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新余、桂林、梅州、舟山、威海。从排名上看，安全感与犯罪率未有直接关系，更多时候，朋友多少、房价高低、商业氛围、城市环境、生活质量、富裕程度、人文风俗、就业机会都可让你的安全感发生动摇——难怪有人说，多个熟人多条路，买房只为安全感。
这是属于这个都市交友的防守悖论——你需要从更多朋友身上获得归属感、存在感与安全感，但因为缺乏这些而龟缩的你，正是最难交到朋友的人。
虚高的友情CPI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美国ABC电视台的电视剧《女人帮》，讲的就是大都会里四个“益友”的故事——她们生活在曼哈顿、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名成利就、穿着高级时装出入高档场所，小团体里互相帮助、自开自解。
拉帮结派的确是对抗残酷城市的最佳武器——女主角Mia为了一个职位挤掉了作为竞争对手的未婚夫，甚至失去马上即到的婚姻，但她没有任何自我检讨，只要一个闺密聚会就破涕为笑。
虽然观众是和小资生活并不沾边的师奶们，但肥皂剧总能表达出孤身奋斗的人的城市理想。古龙说过：“女人与女人之间虽然很难交朋友，但女人总是同情女人的，因为她们觉得只要是女人，就值得同情。”用这个定理分析女人帮未免肤浅，有上海女青年看透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并在博客里宣称自己发现了大都会中最牢固的朋友关系——不能志同道合，至少门当户对。
这是都市交友的纯洁性悖论——真正的友谊是无价的，但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中，每一个人，包括你本人，都有行价。
残酷的CBD地理
上海陆家嘴有10公顷绿地，便被附近金贸、中银、汇丰等写字楼白领称为“白领公园”——据说人数最多的时候，能聚集3000人。有人将这块绿地赋予浪漫色彩，认为在风和日丽的午休时间，白领在草地谈心好过去登录世纪佳缘。不过，交通银行一位先生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反应比较冷淡：“就算陆家嘴变成徐家汇，我中午还是选择绿地，因为户外跟户内不同，我出来的目的是换换空气。”
CBD是吸金场，也是压力场。楼高30层以上的写字楼构成一个蚁巢般的神秘空间，楼层、房间、公司、部门、办公桌间板形成层层壁垒，将养老金都没有保证的你给圈养起来。随着金融风暴到来，“裁员滚滚”已成农历新年禁语；只在CBD拥有办公桌半米地皮的白领们，不得不适应资源如此密集之地的残酷地理——连最感性的瑞丽女性网都刊登一个调查，1/5的人认为职场上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这是CBD的残酷性悖论——CBD的生态是优胜劣汰，不过留下的是敌人，淘汰的是朋友。
昂贵的时间成本
有北京市民统计并抱怨过一件事情：他从自家居住的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必须采取以下步骤：步行10分钟到小区大门、右拐向东走200米、翻过一道长达180米的人行天桥、向西折返200米，耗时超过30分钟，才能往返与小区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在讲求效率的快城市，慢生活只适合无业青年或文艺份子。市民们的时间敌人实在太多：一条只有二车道的堵塞马路、一份不科学的工作单、一场毫无营养的谈话、一部让你觉得生命被延长的烂电影、一个总是叫你接儿子放学的老板、一个你根本不想玩却天天在玩的连连看游戏，都足以造成你时间表的紧张。
那么，你还有多少时间寻知觅己，好与你促膝谈心？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富兰克林在其编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迷惑世人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当你活在信奉时间信条的A型城市，你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对朋友相处时间进行效益化计算？
这是属于都市交友的最后一条悖论——等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朋友；等你有朋友，你却没时间。
物化时代的交际苦闷：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缺?朋友！
“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物化社会什么都淡，不只朋友关系，甚至夫妻。
中国移动的春节祝福短信，今年是170亿条，年增40%。移动凭此日进亿金。逢年过节发短信发到手麻，是新世纪的形式主义。类似2008年的股市，表面繁荣，内底紧缩。
人类最多能“承受”的朋友数量是多少？科学研究的结果是“150个”。我们手机电话簿中，实用朋友太多，精神朋友太少。你发的一百多个短信中，有一两个是真的朋友，足矣。
社会流动频繁，同龄群的变迁，城市物理界面的冷漠化，都市人面部“酷化”，这就叫全球化现代化。表面风光底下是物化的社会关系，“朋友”泛滥却贬值，在所难免。年味儿淡出个鸟来，朋友之交淡如短信。
物化社会的特征：将朋友“工具化”
饭局上谈判桌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朋友”。办不成事就“不够朋友”。朋友成了办事的工具。
朋友的工具化让“朋友”概念贬值，“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校友聚会不时兴谈人生了，时兴谈钱。以交换名片始，以谈生意终。同学会将感情勾兑沦为关系勾兑了。
过去30年之中，中国人可谓补足了市场经济课，有些地方我们比西方还西方。当代中国人将社会学家所谓“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工具理性”的刀破除前改革时期的迷信崇拜，同时也砍向所剩无几的传统道德关系。传销从杀熟开始，做生意找投资从熟人开始，借钱炒股找熟人开始。结果找一个，“朋友”就少一个。现代人的一句肺腑名言就是，想众叛亲离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他们借钱。
次贷危机源于人性的贪婪，新任美国总统也承认了，他们人人有份儿。市场贪婪堂而皇之地以工具创新的名义获取了正当性，“华尔街式金融创新”。“工具创新”不仅在华尔街，在“学生辈”的市场经济国家比比皆是。中国用30年的时间越过了西方的300年，直至“毒奶粉”事件爆发，所有的公共道德和信仰归零。工具理性的发展正如马克斯·韦伯100年前的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市场经济尽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足和自由，但支撑它的基本价值却蕴涵着使它自我毁灭的动力。
法国搞笑片《我最好的朋友》道出真正的朋友如此之难：一个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有一个漂亮的公寓、一个美丽的情人和大把的金钱，跟人打赌说他如果在十天之内交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话，便要将在拍卖会上高价买下的希腊古董花瓶输掉。他列单子，逐个排除，好朋友竟无一个，全是利用关系，这就是工具理性“最高境界”。成功人士本质上都是孤独的，无私的友谊这种东西在他们的辞典里不存在。
当今中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生命。社会关系都转换成金钱、效率，熟人自然工具化。“熟人”就是能吃的人，生人是你吃不到或不让你吃的人。
出门靠朋友，朋友变成家庭成员的外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是交不到职场朋友的，职场永远是提防式的、政治的、利益的，不可能变成扩大化的家庭。除非把职场变成家庭关系，除了家族企业，这样的例子不多，有了也难长久。
美国人最近在网上呛中国，说中国人的五大缺陷决定了中国的“悲剧命运”。其中一条是“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中国是面子社会、人情社会。
朋友，无疑是扩大化了的亲属，所谓亲朋嘛。出门靠朋友，他们是中国人情保险公司必不可少组成部分。这是今天的状况，美国人批得有道理。可古礼并非如此庸俗，“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中，“信”对朋友，信字才是朋友之间的行为准则，而非利益更非生意。如果中国人能把朋友之信归还给朋友，再推广到全社会，想必能跳出美国人批的“悲剧命运”吧。
“酒逢千杯知己少”
现代人饭局上“朋友”很多。表面上推杯换盏，推心置腹的没有一个。酒桌上的热闹，好比华尔街股市，是虚假繁荣。酒醒之后，泡沫破裂。鬼才相信“感情铁，喝吐血”、“酒杯一举，以身相许”的屁话。
“酒逢千杯知己少”，语出凤凰卫视评论员 石齐平老师。一语道出时代苦闷。这种误读读出了很深的人情世故来。
喝酒是中国人特有的告解方式，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是酒逢千杯知己少。今天，酒逢千杯是为了签合同或搞定某人。请喝酒是仪式，喝酒是前戏，预示着某种媾和的开始。
酒菜桌上不说心里话，床头上更不能说。浙江草根老板《22条经典成功商业法则》：“不要给你的女人讲你的商业细节，无论这个女人是你包了的娼妓、二奶、还是你众多情人之一或者是你已经结婚多年的妻子：第一你谈了可能她们也不懂，第二你谈的商业细节里面会有能让你入狱的内容，……一定要记住！”
真正的朋友并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那是道德绑架。真正的朋友是知已。俞伯牙、钟子期式的知音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宁愿相信他俩前世是发小儿，今世有缘来相会的。
知己源于共同经历，所以朋友是你的最佳聆听者。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能感你所感。
中国人没有宗教，朋友就成了告解的对象，交心的人。《欲望都市》、《老友记》并非只是电视剧版。他或她可以一句不说都是安慰。我始终认为，能告解是朋友的标准，而非借钱或有急事相求。
朋友具有彼此的独立性，如果双方密切到使对方感到受束缚，友谊将难以维系。物化社会什么都淡，就是不谈感情。甚如夫妻，也是个家庭责任有限公司，有经济利益。纯朋友没有经济关系，所以比夫妻关系更纯。
一部忘了片名的美国电影，四个十来岁小伙伴偷偷相约闯天下，经历穿越黑森林、篝火露营、坏蛋威胁、火车救险诸多历练，几天后回到小镇感觉忽然长大。片尾曲是Ben.E King的那首stand by me：天崩地陷，我不会哭，只要你在身边，stand by me，stand by me……。
新世纪小孩是没有了发小儿的世代。“我家孩子忙着，还要准备课外班”，也就没有了成长的故事，没有了共同历险你可以托付一生的发小儿。“苟富贵，勿相忘”，这样的朋友是断不会相忘的。新生代朋友虚拟化，没有铁哥们，可以同甘，不可共苦。因为欠练！
李敖大师声称一个朋友都没有。所以每当“朋友”贺庆，他总是贺信一封、红包一个算是打发，人是不照面的。“别人的爱情比海深，我的爱情浅”，李大师总结出的“只爱一点点”是现代版的朋友观：浅尝辄止，方能明哲保身，陷深了必有麻烦。
只是当真的朋友出现时，你要牢牢把他抓住。因为那是千年修来的缘份，再来的机会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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