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的控訴
J’accuse!
圖 / 文：彭怡平
法國不僅擁有優雅的形象與浪漫的思想，它還有一個不太對稱的身體──“大嘴巴與小屁股”...
七十三歲的法國老朋友傑哈常對我說：「接觸不同的民族，是件令人興奮的事，但有一個前題，千萬不要瞥見這個民族的嘴臉。」不過待在法國時日已久，要想不看到這個民族的嘴臉都很難！法國不僅擁有優雅的形象與浪漫的思想，它還有一個不太對稱的身體──“大嘴巴與小屁股”，這使得法國民族被冠上了“光說不練”的稱號，因為法國人總是擅於“說”得天花亂墜，卻鮮少有落實這些漂亮話語的勇氣與決心，還好法國境內少數的菁英份子，為喚起法國人的道德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一生的名譽與終身的成就為賭注，他們的努力終於興起振衰起蔽的作用，使得整個法國共和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所標榜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精神，不致於流於可笑的空談。
在這些為了理想與自由的信念而奮戰的法國人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左拉，晚年的他德高望重，衣食無慮，卻仍然願意放下布爾喬亞的生活，為他從未蒙面的德雷福斯（Ａlfred Dreyfus）上尉的清白而奮不顧身。這段往事被邱榭‧費雷(José Ferrer）拍成電影【我控訴】(1958)，雖然拍攝本片時，已相隔半世紀之久，卻因法國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焦頭爛額，而遭到禁拍與禁演的命運，至到今日，此片仍未有機會在法國上映。
(本段圖說:年輕的德雷福斯上尉，原本前程似錦，卻因反閃族的仇恨而蒙不白之冤。)
普法戰敗後的反閃族主義
德雷福斯出生於阿爾薩斯洛林區穆爾郝斯小城（Mulhouse），乃猶太裔的法國人，一八七○年的“普法戰爭”使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洛林區，也使他失去故鄉，為了重返家鄉，他投身軍隊。三十歲升為上尉，三十四歲那年因成績極度優異而擠身總參謀的實習生，然而，籠罩於普法戰敗陰影之中的法國，卻產生了信心危機。
早在普法戰爭之前，法國境內已經瀰漫著極端保守主義的思潮，約瑟夫亞塞‧郭比諾（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伯爵所著的《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1853~1855），即彌漫了反閃族的仇恨意識，他於文中主張：「種族優劣是社會興衰﹑文化高低的決定因素。黑種和黃種是低級種族。白種，特別是亞利安種族，是高級種族﹐其中日耳曼人最高貴﹐而日耳曼貴族又保留了更多的純潔性﹐是一切高度文明的創造者。」
約瑟夫亞塞‧郭比諾的言論成為極端保守主義者引用的觀點，並且激發更多法國保守派群起效尤，最激進的首推艾德華‧杜蒙（Édouard Drumont）這位狂熱的信奉天主教的愛國主義份子。自一八八六年的《猶太人的法國》（La France Juif）開始，他不斷地著書宣揚反閃族思想，在法國媒體與出版界的推波助瀾之下，終將整個法國推向瘋狂的邊緣。
法國社會迷失於“害怕外國人”以及“仇視閃族”的憤慨中，法國軍方則歸咎戰敗原因為軍方遭間諜滲透，年輕有為的猶太人德雷福斯成了最理想的代罪羔羊。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五日，沒有公開審判，僅單憑一封匿名信，德雷福斯成了階下囚，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底，德雷福斯被送達「惡魔島」服刑，直到那時，左拉仍舊選擇緘默，卻在沒有多久以後，將他全部的餘生用來拯救這位陌生人的名譽，並至死念念不忘正義得以伸張，在他最後一本小說《真相》（Vérité）裡，德雷福斯化身為劇中人物西蒙，並終得平反；而左拉遲來的正義行動，不能不視為知識份子道德良知的甦醒。
(本段圖說:路易‧米提伯格( Louis Mitelberg dit TIM)於1985年完成的“德雷福斯”塑像，在席哈克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塑像可能移往法國《萬神殿》(Pantheon)裡永久典藏。)
左拉的三封信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四日，左拉於〈致法國青年的一封信〉（Lettre à la jeunesse）中痛心疾首地斥責法國年輕一代的腦子被“反閃族”的仇恨所毒害，任由反包容與宗教狂熱教義左右他們的思想與行為，他說及：“多麼令人悲傷呀！多麼令人擔憂呀！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世紀，在〈人權宣言〉誕生百年之後，我們竟然重返宗教戰爭。……這意謂著，他們將以屠殺所有的猶太人做本世紀的開端。”
稍後不久，左拉於一八九八年一月七日〈致法國的一封信〉（Lettre à la France）中，將巴拿馬與法國當時的現況相比，評論媒體出版以及輿論如何讓一個國家一敗塗地！
“巴拿馬與德雷福斯事件，皆是反閃族主義的作品。我們應記得巴拿馬如何因卑鄙的新聞界以告密、令人可憎的說長道短、出版虛假的或輕率的消息的手段，使得整個國家患上了可怕的潰瘍，並任由這個潰瘍腐蝕與消耗國體多年。新聞界使輿論恐慌、招致國家墮落、深受毒害，整個社會氣得發狂，要求交待……”
而〈我控訴〉（J’accuse!）此封公開信則為左拉於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於《曙光》(L'Aurore)上致法國總統費立克斯‧費雷(Félix Faure )的公開信，文中左拉要求法國政府本著“真理”、“正義”、“人道主義”原則，還給遭不白之冤的猶太裔德雷福斯（Ａlfred Dreyfus）上尉一個公道，沒想到法國軍方與政府卻執意顢頇，寧願繼續一手遮天，也沒有勇氣揭穿自導自演的謊言。
左拉因此公開控訴信而遭到法國司法一年的監獄以及三千法郎罰金的判決，良心的代價如此沉重！左拉最後在友人的建議下選擇自我放逐。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左拉因煙囪堵塞而窒死於倫敦寓所，左拉死後四年，德雷福斯終於平反，但是左拉於所提出的宗教包容、司法前不分種族人人平等與博愛團結的精神，於他死後的一個世紀，仍然未獲得真正的落實，左拉的擔憂終成事實。
(本段圖說:邱榭‧費雷(José Ferrer）的代表作【我控訴】(1958)，雖然拍攝本片時，距離事發之日已相隔半世紀之久，卻因法國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而焦頭爛額，遭到禁拍與禁演的命運，至今仍未有機會在法國本土上映。)
移民第二代
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屠殺法國猶太人，不少法國人成了幫凶，卻在戰後擺脫一切罪責，成了最忠誠的反納粹份子；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與之後，法國軍警多次屠殺阿拉伯裔，媒體與社會卻偏愛沉默與遺忘；而近年來的郊區青少年暴動，顯現法國社會內部的種族衝突，並未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落幕。
面對此，法國政府與媒體卻一再以“同化”（Intégration）這個字眼，不斷地要求在法國境內的不同種族，忘記過往的歷史，潛移默化地認同法國文化、與其融為一體，致力達成文化“一體化”的終極目標；在 “同化” 這面旗幟下，法國文化成為唯一且最優秀的文化代表，土著文化被歸類為落伍、愚昧與野蠻的象徵。
只是，對移民第二代青年而言，“同化”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絕大部份的移民第二代都不會說父母的語言，對自己祖先的文化與歷史也一無所知，他們自認是法國人，並如他們的父母一般，相信法國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卻因為膚色與種族、這些根深柢固的歧見，被法國社會所拒絕，成了沒有祖國的失根一代，他們茫然，不少人還學業無成，只能選擇走上街頭，以扔汽油彈、搶商店、砸爛櫥窗與燒汽車的方式表達憤怒，媒體與政客稱他們為“暴民”，社會視他們為恐怖份子，但是，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出口，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安與痛苦？
(本段圖說:此為左拉於1898年1月13日於《曙光》(L'Aurore)上致法國總統費立克斯‧費雷(Félix Faure )的公開信〈我控訴〉，要求法國政府本著“真理”、“正義”、“人道主義”原則，還德雷福斯一個公道。)
【土著】的神奇魔力
還好移民第二代裡出現了一如左拉般，秉持道德勇氣，為追求真相而奮戰不懈的文化工作者，這使得法國免於沉倫，仍有機會自省，從歷史的桎梏中掙脫，保持了共和國最優美的精神與尊嚴。
首先是路易‧米提伯格( Louis Mitelberg dit TIM)於一九八五年完成的“德雷福斯”塑像，在飄泊多年以後，席哈克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塑像可能移往法國《萬神殿》(Pantheon)裡永久典藏。
而半個世紀多以來，曾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外籍老兵，原本他們的月津貼與法國士兵的津貼差距極為懸殊，如亞洲士兵享有最低的配額，僅二十歐元，是法國士兵的二十三分之一不到！這些老兵們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下榻在不到三坪的居所裡，渡過餘生，一心期盼有一天，他們也能享有法國同伴的榮耀；如今，老兵凋零，十三萬的外籍士兵只剩下四萬不到，他們卑微的一生終因為一部電影【土著】（2006）而有了光彩。
“土著”這個詞彙始於一八八一年的阿爾及利亞，意謂著生於當地的居民、卻不得享有法國一般公民的權利。不平等的對待使得這些土著淪為“次等公民”，終其一生為地主國“法國”效勞，卻不可能擁有更好的未來。
二○○六年的坎城影展上，席哈克與夫人一同觀賞了阿爾及利亞裔的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執導的這部電影作品，席哈克為劇中這些離鄉背井、來自北非及黑非洲士兵所獲得的不公平對待而動容──外籍士兵的晚餐配菜裡，連享有一顆“番茄”的權利都沒有；他們得不到半點升遷的機會；至於他們以性命換來的戰勳，也在媒體移花接木的報導之下，成了法國士兵的戰功；這一切僅因他們沒有純正的法國血統，只因他們來自法國殖民地，被稱為“土著兵”。
結語──文化藝術的力量
一九六○年代，隨著法國在海外殖民時代的結束，這些“土著兵”的存在也隨之消聲匿跡，若非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這部得來不易的電影，這些土著兵的夢想終將隨著他們肉體的死去而消失，而就算到時法國再有心，也不可能落實他們的願望。
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土著】在法國公開首映的當天，席哈克率領的法國政府發佈：“自二○○七年一月一日起，法國政府將發放相同金額的老兵津貼，給所有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使法國擺脫納粹控制而投身沙場的外籍士兵。”對於文化與藝術力量日益勢微的台灣而言，一部電影竟然可以產生近乎奇蹟的力量，是多麼令我們不可思議呀！
(本段圖說: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的【土著】，產生近乎奇蹟的力量。)
J’accuse!
圖 / 文：彭怡平
法國不僅擁有優雅的形象與浪漫的思想，它還有一個不太對稱的身體──“大嘴巴與小屁股”...
七十三歲的法國老朋友傑哈常對我說：「接觸不同的民族，是件令人興奮的事，但有一個前題，千萬不要瞥見這個民族的嘴臉。」不過待在法國時日已久，要想不看到這個民族的嘴臉都很難！法國不僅擁有優雅的形象與浪漫的思想，它還有一個不太對稱的身體──“大嘴巴與小屁股”，這使得法國民族被冠上了“光說不練”的稱號，因為法國人總是擅於“說”得天花亂墜，卻鮮少有落實這些漂亮話語的勇氣與決心，還好法國境內少數的菁英份子，為喚起法國人的道德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一生的名譽與終身的成就為賭注，他們的努力終於興起振衰起蔽的作用，使得整個法國共和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所標榜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精神，不致於流於可笑的空談。
在這些為了理想與自由的信念而奮戰的法國人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左拉，晚年的他德高望重，衣食無慮，卻仍然願意放下布爾喬亞的生活，為他從未蒙面的德雷福斯（Ａlfred Dreyfus）上尉的清白而奮不顧身。這段往事被邱榭‧費雷(José Ferrer）拍成電影【我控訴】(1958)，雖然拍攝本片時，已相隔半世紀之久，卻因法國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焦頭爛額，而遭到禁拍與禁演的命運，至到今日，此片仍未有機會在法國上映。
(本段圖說:年輕的德雷福斯上尉，原本前程似錦，卻因反閃族的仇恨而蒙不白之冤。)
普法戰敗後的反閃族主義
德雷福斯出生於阿爾薩斯洛林區穆爾郝斯小城（Mulhouse），乃猶太裔的法國人，一八七○年的“普法戰爭”使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洛林區，也使他失去故鄉，為了重返家鄉，他投身軍隊。三十歲升為上尉，三十四歲那年因成績極度優異而擠身總參謀的實習生，然而，籠罩於普法戰敗陰影之中的法國，卻產生了信心危機。
早在普法戰爭之前，法國境內已經瀰漫著極端保守主義的思潮，約瑟夫亞塞‧郭比諾（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伯爵所著的《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1853~1855），即彌漫了反閃族的仇恨意識，他於文中主張：「種族優劣是社會興衰﹑文化高低的決定因素。黑種和黃種是低級種族。白種，特別是亞利安種族，是高級種族﹐其中日耳曼人最高貴﹐而日耳曼貴族又保留了更多的純潔性﹐是一切高度文明的創造者。」
約瑟夫亞塞‧郭比諾的言論成為極端保守主義者引用的觀點，並且激發更多法國保守派群起效尤，最激進的首推艾德華‧杜蒙（Édouard Drumont）這位狂熱的信奉天主教的愛國主義份子。自一八八六年的《猶太人的法國》（La France Juif）開始，他不斷地著書宣揚反閃族思想，在法國媒體與出版界的推波助瀾之下，終將整個法國推向瘋狂的邊緣。
法國社會迷失於“害怕外國人”以及“仇視閃族”的憤慨中，法國軍方則歸咎戰敗原因為軍方遭間諜滲透，年輕有為的猶太人德雷福斯成了最理想的代罪羔羊。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五日，沒有公開審判，僅單憑一封匿名信，德雷福斯成了階下囚，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底，德雷福斯被送達「惡魔島」服刑，直到那時，左拉仍舊選擇緘默，卻在沒有多久以後，將他全部的餘生用來拯救這位陌生人的名譽，並至死念念不忘正義得以伸張，在他最後一本小說《真相》（Vérité）裡，德雷福斯化身為劇中人物西蒙，並終得平反；而左拉遲來的正義行動，不能不視為知識份子道德良知的甦醒。
(本段圖說:路易‧米提伯格( Louis Mitelberg dit TIM)於1985年完成的“德雷福斯”塑像，在席哈克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塑像可能移往法國《萬神殿》(Pantheon)裡永久典藏。)
左拉的三封信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四日，左拉於〈致法國青年的一封信〉（Lettre à la jeunesse）中痛心疾首地斥責法國年輕一代的腦子被“反閃族”的仇恨所毒害，任由反包容與宗教狂熱教義左右他們的思想與行為，他說及：“多麼令人悲傷呀！多麼令人擔憂呀！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世紀，在〈人權宣言〉誕生百年之後，我們竟然重返宗教戰爭。……這意謂著，他們將以屠殺所有的猶太人做本世紀的開端。”
稍後不久，左拉於一八九八年一月七日〈致法國的一封信〉（Lettre à la France）中，將巴拿馬與法國當時的現況相比，評論媒體出版以及輿論如何讓一個國家一敗塗地！
“巴拿馬與德雷福斯事件，皆是反閃族主義的作品。我們應記得巴拿馬如何因卑鄙的新聞界以告密、令人可憎的說長道短、出版虛假的或輕率的消息的手段，使得整個國家患上了可怕的潰瘍，並任由這個潰瘍腐蝕與消耗國體多年。新聞界使輿論恐慌、招致國家墮落、深受毒害，整個社會氣得發狂，要求交待……”
而〈我控訴〉（J’accuse!）此封公開信則為左拉於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於《曙光》(L'Aurore)上致法國總統費立克斯‧費雷(Félix Faure )的公開信，文中左拉要求法國政府本著“真理”、“正義”、“人道主義”原則，還給遭不白之冤的猶太裔德雷福斯（Ａlfred Dreyfus）上尉一個公道，沒想到法國軍方與政府卻執意顢頇，寧願繼續一手遮天，也沒有勇氣揭穿自導自演的謊言。
左拉因此公開控訴信而遭到法國司法一年的監獄以及三千法郎罰金的判決，良心的代價如此沉重！左拉最後在友人的建議下選擇自我放逐。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左拉因煙囪堵塞而窒死於倫敦寓所，左拉死後四年，德雷福斯終於平反，但是左拉於所提出的宗教包容、司法前不分種族人人平等與博愛團結的精神，於他死後的一個世紀，仍然未獲得真正的落實，左拉的擔憂終成事實。
(本段圖說:邱榭‧費雷(José Ferrer）的代表作【我控訴】(1958)，雖然拍攝本片時，距離事發之日已相隔半世紀之久，卻因法國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而焦頭爛額，遭到禁拍與禁演的命運，至今仍未有機會在法國本土上映。)
移民第二代
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屠殺法國猶太人，不少法國人成了幫凶，卻在戰後擺脫一切罪責，成了最忠誠的反納粹份子；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與之後，法國軍警多次屠殺阿拉伯裔，媒體與社會卻偏愛沉默與遺忘；而近年來的郊區青少年暴動，顯現法國社會內部的種族衝突，並未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落幕。
面對此，法國政府與媒體卻一再以“同化”（Intégration）這個字眼，不斷地要求在法國境內的不同種族，忘記過往的歷史，潛移默化地認同法國文化、與其融為一體，致力達成文化“一體化”的終極目標；在 “同化” 這面旗幟下，法國文化成為唯一且最優秀的文化代表，土著文化被歸類為落伍、愚昧與野蠻的象徵。
只是，對移民第二代青年而言，“同化”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絕大部份的移民第二代都不會說父母的語言，對自己祖先的文化與歷史也一無所知，他們自認是法國人，並如他們的父母一般，相信法國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卻因為膚色與種族、這些根深柢固的歧見，被法國社會所拒絕，成了沒有祖國的失根一代，他們茫然，不少人還學業無成，只能選擇走上街頭，以扔汽油彈、搶商店、砸爛櫥窗與燒汽車的方式表達憤怒，媒體與政客稱他們為“暴民”，社會視他們為恐怖份子，但是，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出口，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安與痛苦？
(本段圖說:此為左拉於1898年1月13日於《曙光》(L'Aurore)上致法國總統費立克斯‧費雷(Félix Faure )的公開信〈我控訴〉，要求法國政府本著“真理”、“正義”、“人道主義”原則，還德雷福斯一個公道。)
【土著】的神奇魔力
還好移民第二代裡出現了一如左拉般，秉持道德勇氣，為追求真相而奮戰不懈的文化工作者，這使得法國免於沉倫，仍有機會自省，從歷史的桎梏中掙脫，保持了共和國最優美的精神與尊嚴。
首先是路易‧米提伯格( Louis Mitelberg dit TIM)於一九八五年完成的“德雷福斯”塑像，在飄泊多年以後，席哈克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塑像可能移往法國《萬神殿》(Pantheon)裡永久典藏。
而半個世紀多以來，曾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外籍老兵，原本他們的月津貼與法國士兵的津貼差距極為懸殊，如亞洲士兵享有最低的配額，僅二十歐元，是法國士兵的二十三分之一不到！這些老兵們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下榻在不到三坪的居所裡，渡過餘生，一心期盼有一天，他們也能享有法國同伴的榮耀；如今，老兵凋零，十三萬的外籍士兵只剩下四萬不到，他們卑微的一生終因為一部電影【土著】（2006）而有了光彩。
“土著”這個詞彙始於一八八一年的阿爾及利亞，意謂著生於當地的居民、卻不得享有法國一般公民的權利。不平等的對待使得這些土著淪為“次等公民”，終其一生為地主國“法國”效勞，卻不可能擁有更好的未來。
二○○六年的坎城影展上，席哈克與夫人一同觀賞了阿爾及利亞裔的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執導的這部電影作品，席哈克為劇中這些離鄉背井、來自北非及黑非洲士兵所獲得的不公平對待而動容──外籍士兵的晚餐配菜裡，連享有一顆“番茄”的權利都沒有；他們得不到半點升遷的機會；至於他們以性命換來的戰勳，也在媒體移花接木的報導之下，成了法國士兵的戰功；這一切僅因他們沒有純正的法國血統，只因他們來自法國殖民地，被稱為“土著兵”。
結語──文化藝術的力量
一九六○年代，隨著法國在海外殖民時代的結束，這些“土著兵”的存在也隨之消聲匿跡，若非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這部得來不易的電影，這些土著兵的夢想終將隨著他們肉體的死去而消失，而就算到時法國再有心，也不可能落實他們的願望。
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土著】在法國公開首映的當天，席哈克率領的法國政府發佈：“自二○○七年一月一日起，法國政府將發放相同金額的老兵津貼，給所有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使法國擺脫納粹控制而投身沙場的外籍士兵。”對於文化與藝術力量日益勢微的台灣而言，一部電影竟然可以產生近乎奇蹟的力量，是多麼令我們不可思議呀！
(本段圖說:拉契‧布夏雷（Rachid Bouchareb）的【土著】，產生近乎奇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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