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

上帝是個恐怖主義者

或者，為什麼有時可以傷害無辜

　



　

　
作者：卡維波（原載於美洲中國時報海外版1984, 3.19。此時正處於美國主流媒體批判恐怖主義的氛圍中。重刊於《島嶼邊緣》第13期，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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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街頭是否可能出現恐怖活動？都市游擊戰在台灣有無正當性？這篇「神學的恐怖主義」視恐怖活動為末世審判，認為恐怖主義可以在宗教上被辯解成立。（編者按）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裏。向山和巖石稅;倒在我們身上罷、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啟示錄第六章12一17節


恐怖主義與國家軍隊的相同本質

恐怖主義者是一小撮人，使用較原始及簡單的武器，對敵人的軍隊、平民及設施加以攻擊;當一小群人擴大為一大群人，武器變成重型及精良時，就是軍隊。

當然一般人並不覺得恐怖主義者和軍隊在本質上相同，這種錯覺多少是人為製造出來的，基本上是擁有軍隊者的政治宣傳。有人以為恐怖主義者的最大特點是攻擊平民，他們似乎忘記了軍隊亦經常攻擊平民，顯著的例子像南京大屠殺、美萊村事件及巴勒斯坦難民營之屠殺。

有人以為恐怖主義泯滅了前線及後方之區分，意圖製造心理癱瘓，但他們忘記了整個核戰的精神即在此。當以色列用飛機、火箭、軍艦、坦克炮轟貝魯特市時，大家似乎以為那是合法的戰爭行為，而當恐怖主義者在貝魯特放置一個炸彈時，人們卻把他們看作卑劣的儒夫。其實軍隊與恐怖主義者之不同是，前者大規模地殺人，後者規模較小而已。



恐怖主義與軍隊之戰爭行為的道德後果不同

　

受訪者里奧納多‧鮑夫（Leonardo Boff）是巴西法蘭西斯派神父，著名的解放神學家‧他的胞弟Clodovis Boff也是有名的解放神學家。

不過恐怖主義者和軍隊在戰爭行為上，有一點不同；軍隊的戰爭行為不在個人道德範圍內，只在公共道德範圍內被裁判；軍隊的士兵在戰爭中，不是個理性的道德自主體，他基本上只服從命令而行事，不作善惡的判斷而行事；在戰爭中士兵已非真正作道德決定的人，他們不能自作抉擇，他們只有集體的意志，而無個人的意志，他們本身已無任何目的，只是政客之工具。一個士兵只有在他拒絕戰爭、反抗命令時，他的行為才落入個人道德的範圍，因為那時他才可以運用他的選擇善惡的能力，才有了個人意志。

人如果有個人（自由）意志，他就可以選擇善惡，作抉擇，他也因此必須為他所抉擇的行為負責。人如果沒有個人的意志，他所做的事，都是身不由己，像個機器而不像人，他就不必為他的行動負責，因此他不在個人道德的範圍內被裁判。

從這個角度來看恐怖主義者，我們發現恐怖主義者的戰爭行為不但在公共道德範圍內，亦在個人道德範圍內；因為自願自發的恐怖主義者在戰鬥中，仍有個人意志，是理性的道德自主體，必須為自己的行動負責。恐怖主義者被捕後，不被當作戰俘處理，而當罪犯處理，可為一證，因為戰俘不涉及個人道德問題，他們對戰爭沒有責任，但恐怖主義者卻需要直接負責。（因此，在一九八○年代的巴解組織嚴格言之，已經不是一恐怖主義組織，他們已被國際公認為一個「準政府」；以色列與巴解交換戰俘，已經等於承認巴游乃是軍隊而非恐怖份子。後來雙方互相承認、談判、和解，都是承認巴解是一合法的政治實體。）



傷害無辜違反道德原則？

前面說到不論軍隊或恐怖主義者的戰爭行為都落入公共道德的範圍，那麼從公共道德看軍隊和恐怖分子有何不同呢？對和平主義和反暴力者而言，一切戰爭都是惡的；對一般人而言，有的戰爭是正義的，有的則不是，須視情況及戰爭目的而定。不論如何，在公共道德的領域內，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把軍隊所作的戰爭行為和恐怖分子所作的分開，應該放在同一角度來作評價。對戰爭的不同評價，是個複雜的題目，本文不擬討論。

回到恐怖主義的題目，既然恐怖主義者的行動是在個人道德的範圍內，那麼從普遍道德的眼光來看，沒有恐怖主義者是善類；因為道德基本上包含了不傷及無辜的原則，人絕不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論一個目的有多高尚或多重要（如全體國民的福祉或國家社會的安危等），我們也不能為達此目的，而不顧一切，縱使只犧牲一個人的人權，也不為道德所容許。「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就是表現了這個道德原則。

所以從道德的眼光來看，恐怖主義者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絕對難卸其責。



宗教能否超越道德？有人認為不能

可是也有很多恐怖主義是從宗教的立場，來為他們的行為辯解。這就牽涉到宗教是否能超越道德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宗教不能超越道德，如果宗教違反了道德，一定不是真的宗教。這些人基本上認為道德的善惡是獨立於上帝的，一件事是善是惡，不是由上帝來決定，不過上帝絕不會要我們作壞事（如命令我們去傷害無辜）。持這種觀點的人，最喜歡說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他們把宗教看作道德教化的工具，是用來強化一般人的道德信念、為道德原則提供辯解的。

齊克果則認為宗教當然超越道德

不過以上這個觀點似乎不是正確的。因為一般一神論的宗教都假定了上帝才是一切價值的來源，道德的善惡是依賴著上帝的意志，並不獨立於上帝之外，上帝賦予事物價值，決定好壞善惡。因此世人眼中道德的善，可能是上帝眼中的惡。宗教似乎是超越了道德。

基督教神學家齊克果，曾用亞伯拉罕殺子的故事，說明了宗教超越道德這個觀點：上帝命令亞伯拉罕殺他在年老時所得的獨子，這個獨子是道德上絕對的無辜，從道德眼光來看，任何傷害無辜的意圖都是惡的，由於亞伯拉罕真的具有傷害其子的意圖（雖然沒有成功），亞氏的意圖是道德的惡，可是上帝卻反而高興，在祂眼裏，亞伯拉罕是善的。

如果宗教的確超越了道德，那麼恐怖主義者是否可用宗教來辯解他們的行動呢？我們在深入的探討這個問題時，將可發現宗教與恐怖主義的密切連繫。



作為末世審判的恐怖主義

比如說，在聖經中，啟示錄所表現的上帝，就是一個十足的恐怖主義者。啟示錄描述的是末世審判的異象，末世審判的到來，雖然有某些預兆，但來臨的時刻，卻無人能預料，這種意料之外及突發性，和恐怖份子攻擊的心理基礎相同。末世的災難不但突然到臨，而且非常「恐怖」，照啟示錄的說法，城市一時之間即成廢墟，巨大的財富頓時歸為烏有，一切不是信徒的人，不管是否敵基督，不論男女老少，不論地位權勢，都難逃一死。

這一點又和恐怖份子不區別攻擊對象相似，恐怖份子通常都不挑選特定的攻擊對象。從上帝的眼光來看，這世上沒有無辜的旁觀第三者，一個人不是敵基督的罪人，就是蒙祝福的信徒。從道德的角度看來無辜的人，對神來說，都不是真正的無辜，他們都分擔了這世界的罪和不義──這正是恐怖主義者的基本前提，即，旁觀的第三者並非無辜，不挺身反對不義，不關心不公平的事，就是贊成不公不義；不反抗壓迫，就是幫助壓迫，沒有中立的餘地。

透過現代神學家的詮釋，宗教與恐怖主義的關係，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密切。比如說，現代神學認為，末世審判不再指著一件帶著神話色彩，發生於遙遠的未來之事件，相反的，末世審判指著一件我們意料之外的事件，這個事件粉碎了我們慣有的安全感及世界觀，使我們不能再安逸於原有的安樂窩，迫使我們反省及思考，注意並關心四周的不公不義，因此得到新生。恐怖份子的攻擊目的之一，即在於喚起一般人之注意關心，使群眾因反省而支持。因此從現代神學的角度來看，某些恐怖活動就是末世審判。



恐怖份子是上帝的真正信徒

從宗教角度來觀察恐怖主義者，我們會發現某些恐怖份子可稱為上帝的信徒。這個發現不是建基於恐怖份子與狂熱信徒所表現出來的共同心理特徵，因為宗教狂熱信徒和某些恐怖份子必然會具有相似的心理特徵（比如兩者均具有末世意識，即渴望社會的大巨變，並認定這大巨變即將發生的心理）。故問題是，如何解釋兩者心理的相似性？

怎樣的人算是神的信徒呢？當然就是像神的人，某些基督教的現代神學認為真正的人是和神相似的，但是因為罪（異化）使得人不像人，也因此越不像神。人若要像真正的人（即人若要像神），人就必須要運用自主的自由意志，去作真正的抉擇。真正的抉擇，就是不為市場、傳統、流行意見、權威等所支配的抉擇。上帝的真正信徒從來不隨波逐流，安於現狀，「不順從今世的風俗」，他們經常因為生命意義的問題而感到焦慮，並感受到現代社會中種種非人化力量的威脅。他們因此追求不斷超越，超越今世的社會制度及文化，亦即改變現狀，渴望烏托邦的到來。

回過頭來看恐怖主義者，我們發現恐怖活動為恐怖份子製造出一個非常的情境，在這個不平常的情境中，某些恐怖份子發現他不能再像一般人或過去的自己一樣活著，因為他及別人的性命，甚至未來的歷史進程，都將在他的一念間被決定。在這個非常情境中，這些恐怖份子孤獨的面對自己，普遍道德和一切過去替他作抉擇的權威，都不能幫助他，這些恐怖份子必須為自己作真正的抉擇，並為結果向世人負責。因此這些恐怖份子像真正的人，即神，所以可稱這些人為上帝的信徒。

恐怖份子充滿了人性

從這樣的宗教性角度出發，我們還可以得到關於人性的另一項結論：由於人的本性是未決的──即人的自主意志是自由的──人不一定非要走在特定的軌道上，按照市場、傳統、流行意見或權威等塑造自己，否則人就是放棄自己的主權意志。如果人放棄自己的自主意志，就失去了人性，不像人而像機器。軍隊的士兵，不論是志願從軍或被迫的，在軍隊的戰爭行為中，都必須放棄自由意志，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軍隊的士兵在戰爭行為中，失去了人性，而他們只有在不聽命令自作抉擇的情況下，才恢復了人性，其行為才有個人道德上的意義。另一方面，某些恐怖份子，因為必須作真正的抉擇，因此是充滿了人性，像真正完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