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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戰爭”的歷史根源
潘小松（2001-10-18／貓言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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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個講究實效和功利的國家，然而，美國人卻把“我們相信上帝”（ＩＮ ＧＯＤ ＷＥ ＴＲＵＳＴ）印在鈔票上。我們中國人恐怕不太理會這四個單詞對美國人來說意味著什麽。正像許多學者在關注美國的多元文化之爭，卻不理會這場“文化戰爭”到底是什麽引起的。因爲處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環境裏，我們對美國文化戰爭的觀察視角很容易偏差。比如，我們很容易從自己特別關心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張力去理解美國的多元文化之爭。其實，美國近年的“文化戰爭”根子還要到美國人的宗教信仰上去找。假如說美國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上的國度不免褊狹，那至少可以說美國是建立在聖經文化上的國家。儘管晚近幾十年美國宗教信仰成分越來越複雜，但美國的主流宗教信仰仍圍繞的是《聖經》的基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美國文化的主流多元之爭首先是從美國社會這三大信仰內部開始的。所謂保守派、進步派表面看世俗政治色彩很濃，其實還是先從宗教信仰內部分裂出來的，這樣的理解在美國並不新鮮，但在中國就不僅需要向不從事美國文化研究的人們強調，而且需要在學術討論時強調。
一
“最能代表美國的特性的，莫過於美國宗教生活的極端多樣性。”美國宗教上的多元現象從殖民地時代就開始了，歐洲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每一個教派幾乎都在美國安了新家。新教信仰和文化內部一開始就有分歧。早在第一批移民到達新大陸之前一百年，歐洲的宗教改革派就開始否認教皇的權威。然而，激進的新教徒仍嫌路德派神學保守，他們強調個人的宗教經歷。在保守的路德派和激進的浸禮派之間産生了加爾文派。加爾文派的基本教義強調上帝的統治權。雖然人類擺脫不了原罪，但仁慈的上帝還是決心拯救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上帝的選民”。美國人自認是“上帝的選民”，根子在這裏。加爾文派之強調勤奮節儉迎合了新生的資本主義。人們在基督教中找到證據證明上帝贊成買賣行爲認可獲取利潤；這些對新興的中產階級也特別有吸引力。加爾文主義對新教徒深有影響。結果是一方面新教徒力圖擺脫英國國教，另一方面則是“國教”對他們進行迫害，於是遠走他鄉。１６４９年，殖民地時期的馬裏蘭通過一項信仰自由法令宣佈：“任何聲稱信仰耶穌基督的人，在自由地進行宗教活動的時候，都不應當受到幹擾。”馬裏蘭殖民地建立４０年，清教徒、貴格會教徒和其他派別的新教徒人數就超過了天主教徒。１６９２年，馬裏蘭立英國國教爲殖民地宗教，新教徒不信國教的可以做禮拜，天主教徒則沒有這個待遇。馬裏蘭殖民地法律禁止天主教，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新英格蘭地區殖民地多公理教教徒，他們的宗教領袖主張教徒限於上帝的選民，強調自治，堅持按自己的方式禮拜上帝。公理會在殖民地一開始就拒絕接納所有人入會，只有少數人夠資格當上帝的代言人。即便是如此産生的教會，內部分歧也在所難免，比如主張行政權力來自上帝的約翰·溫思羅普和主張民事政府不干涉宗教的羅傑·威廉斯分歧即爲一端。羅傑·威廉斯１６３９年在羅德島組織了一個浸禮會教會。羅德島的浸禮會教友大抵譴責對嬰兒進行洗禮。麻塞諸塞當局得知後於１６４４年立法禁止反對對嬰兒施洗，否則處以流放。紐波特的浸禮會牧師約翰·克拉克１６５１年因違抗當局被嚴罰。哈佛學院院長亨利·鄧斯特也因反對對嬰兒施洗而被迫辭職。１６４７年發源於英國的貴格會教派於１６５６年登陸麻塞諸塞殖民地。這個主張所有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教派不爲清教徒所容。麻塞諸塞當局又是立法禁止，又是對教徒處以刑罰。直到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宗教信仰自由的觀念在英國普及，新大陸殖民地的浸禮會和貴格會才獲得有限的自由。“清教徒的組織機構在外部和內部都在削弱。”紐約地區因爲居民成分較雜，宗教更顯多樣。當今美國人爭論不休的雙語問題，三百年前就被“荷蘭改良新教”提出來了。當時的保守派主張禮拜儀式用荷蘭語，自由派主張用英語。美國建國後宗教上曾經歷所謂“第二次大覺醒”，此後新教內部分歧更大。浸禮會教徒不信任聖公會教徒，公理教教徒不信任長老會教徒，路德派教徒不信任衛理公會教徒。每個宗派與派系都認爲自己對改革的說法是正確的，各派莫衷一是。從文化上講，美國是個基督國家，也就是新教徒國家，但“泛新教”在美國文化中的霸權一開始就遭遇挑戰。
美國立國之後，人們的宗教信仰更加多樣。政治獨立，新移民、平民地位的上升，開拓邊疆的熱情對美國的宗教都有影響。這一時期的美國宗教不僅涉及終極關懷，而且涉及道德品質，政治原則，私有財産觀，婚姻制度觀和奴隸制度觀。美國的獨立戰爭對每個教派都有影響：聖公會被懷疑親英，衛理公會教徒不受歡迎，貴格會等教派的教徒受到嘲諷，長老會處境艱難，公理會的威望受到損害。浸禮會和其他異見教派開始呼籲宗教地位平等。浸禮會，長老會，衛理公會等結成聯盟對付英國國教。１７７６年，舊教會受到財政衝擊（不信國教的人拒絕納英國國教的稅）；有些舊教會的特權（如主持婚禮）則在隨後的幾年裏並未對非國教牧師開放。另外，主張政教分離的提案受到抵制。教徒間對政治持不同看法的典型例子是帕特裏克·亨利和麥迪遜、傑弗遜之爭。享利（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ＮＲＹ ｌ７３６—１７９９）當過律師，１７６５年入選佛吉尼亞議會成爲激進派領導人，提出“天賦人權”、“不自由毋寧死”，他主張將教徒納的稅用於教會和教育。麥迪遜和傑弗遜反對這樣的做法，認爲宗教信仰不應該削弱公民權力。１７９１年１２月頒佈的《美利堅合衆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最早加入聯邦的幾個州都曾立法規定天主教徒、猶太教徒、“上帝一位論”的信徒或無神論者不得擔任公職。此類條款一一廢除用了幾十年。獨立革命後的美國人不再聽從昔日的英國宗教領袖統治。１７８４年，衛理公會宣佈成立“美以美會”。１７８７年後，美國有了聖公會全國組織。各教會在組織機構方面取得進展的同時，在十八世紀末也面臨懷疑論和自然神論的挑戰。托馬斯·潘恩的《理性的年代》就是１７９４年發表的。哈佛大學的學生受法國革命的影響普遍成爲懷疑論者，類似情形還發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等名校。所謂“第二次覺醒”就是虔誠的教徒們爲了復興宗教而熱誠掀起的“反措施”運動。１８０５年，哈佛大學聘自由派亨利·韋爾當神學教授，遭到保守派的白眼，他們爲了保證牧師“搖籃”的純潔，成立了自己的神學院。宗教上的自由派有些代表人物日後成爲美國“文藝復興”的發起人，如主張理性地對待《聖經》的錢寧（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Ｌ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ＩＮＧ）、愛默生和帕克（ＴＨＯＥＤＯＲＥ ＰＡＲＫＥＲ）等。
“當代（美國）的文化戰爭是從百年之久的宗教張力之中發展出來的——通過美國宗教多元主義的擴張與重組。”１８３０年以後，天主教和猶太教移民的湧入便使宗教信仰不再平衡。天主教和猶太教移民強調自己的傳統文化，顯示出“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特徵，還注意信仰的神學和宗教特色。新教徒於是呼籲警惕羅馬的威脅，與此同時還設立講壇，印刷書籍攻擊天主教。新教和天主教的衝突在政治領域也有表現，“有人試圖以傳播很廣的反天主教和反移民偏見爲基礎來組織政黨，結果……出現了一些本土主義黨”。隨著多元主義的擴張，美國人最終接受美國文化是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相互影響的産物的說法。“聖經一神論”成了美國文化的粘合劑。美國宗教文化的多元主義沒跑出聖經的範圍，只不過不再是新教一統天下罷了。
二
１８４７年，美國一位福音佈道人宣稱“清教主義，新教主義和真正的美國主義（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只是一套原則的不同說法”。這位福音佈道人所謂“美國主義”指的是最早到新大陸的那批清教徒的後裔；他的話給“美國公民”這個概念增添了種族色彩，此前人們對這個概念並沒有很明確的界限。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愛爾蘭移民到來之前，新教徒的認同意識也不十分明顯；天主教愛爾蘭的大批移民到達後，新教徒的認同意識增強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意識也增強了；當然，世俗文化在這裏也起了作用。新教徒越發認爲只有他們是真正的美國人。不同于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意識使新教白人後裔培養了一種“非我族類”的感覺。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族類（ＥＴＨＮＩＣ）衝突發生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彼時正是移民潮的高峰。１８５０年前後的移民人口占此前美國總人口的１２％，創歷史記錄。１８６０年，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半數居民是國外出生的。當時的第三大城市巴爾第摩被分成２０個區域，其中只有一個區域原住白人占多數，有五個區域移民占多數。五十年代初愛爾蘭和德國移民大部分住在大城市，相對來講仍是“鄉村”的美國憂心忡忡，對城市出現的犯罪問題也頗不滿。新教徒認爲移民給他們的國家帶來了威脅。移民迅速增加使宗教保守派感覺政治社會變得不穩定，新來的人口也很難融入主流文化。與此同時，各教會進步派宗教領袖終於明白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所産生的問題和從前的問題不一樣，當代人類的苦難是社會經濟體製造成的，與原罪和道德無關。新教的所謂“社會福音運動”就是使基督神學與科學相調和。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天主教會的教階組織的自由派和進步派主教主張讓美國天主教徒融入現代美國社會主流，倡導美國精神，極力擺脫羅馬天主教的東西。這些“進步派”人士希望新移民儘快完成“美國化”。在理論上，他們主張“進化論”和“創世論”不相矛盾。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猶太教的進步主義者也主張與美國式的生活價值觀調和。他們也主張用現代人的眼光解釋猶太教的教義。與進步派相對應的永遠有保守派。新教正統派認爲進步派是離經叛道。１８６６年以後美國出現數十個聖經會，出版衆多期刊書籍爲正統辯護。爲了遏止“進化論”的影響，１９２１—１９２９年，美國各州立法部門審議過三十七件反進化論的法案。天主教正統派主要是從否定教皇世俗權力角度攻擊進步派的。梵蒂岡斥責“美國精神”與歐洲天主教現代主義沆瀣一氣。１９０８年，進步派刊物《紐約評論》因遭到羅馬批評而停刊。猶太教正統派堅持傳統的禮儀和教諭，堅持《聖經》和猶太教法典的權威。１８８６年後，正統派在紐約等地成立猶太神學院、美國猶太教士大會、美國聯合猶太教會，掀起猶太教的保守運動。美國三大宗教內部進步派保守派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沒有徹底解決。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新教徒對移民的敵視達到高峰。他們認爲東歐和南歐來的新移民在種族上劣於西歐和北歐來的“老移民”。１９２４年美國政府限制移民的法案就是在這種種族主義的背景下産生的。此外，新移民跟老移民爭就業機會也是原因。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現的３Ｋ黨是推行美國本土主義最得力的組織，該組織希望團結新教徒以維護他們的霸權。一次大戰後，新教徒白人中產階級失去了維護新教傳統的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北方上流社會新教徒後裔於是“退隱”；背叛自己族類的年輕知識份子也不再願當傳統文化的衛道士，有的甚至走向反面。三四十年代，美國還採取措施加快移民的同化過程。東南歐移民中產階級隊伍逐漸擴大，得到美國主流文化社會的部分承認。此時美國族類衝突也漸漸讓位於階級衝突，大衆傳媒的普及又削弱了族類色彩較濃的宗教儀式和文化活動（劇場、沙龍等場所的活動），英語也開始被更廣泛地使用。三十年代末期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福利和勞工政策使推行“新政”的人贏得北方黑人廣泛支援。美國人沾沾自喜於“普救主義”（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暫時把“瓦斯普主義”（ＷＡＳＰＩＳＭ即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價值觀）放在一邊。
三
二十世紀出現的許多事情都使美國宗教徒們感到困惑，甚至對社會改革運動産生懷疑，比如氫彈和生物武器的研製，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等。二十世紀文明危機是否道德危機之類的問題於是被提出。然而，宗教已不再能給答案了，美國人不再相信神權的道德標準，認爲虔誠人士對毒品和婚前性行爲過分憂心，對種族歧視和戰爭之類的大問題則關心不夠。從二十年代開始，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衛道士們就對報刊上討論的青年反叛問題不以爲然，認爲婦女的開放服飾是激進主義的表現，吸煙喝酒就更不能讓人忍受了。自由派的意見則認爲二十年代的道德反叛是婦女解放的新篇章。宗教領袖在道德問題上意見分歧嚴重。１９３１年，天主教廷頒佈關於基督徒婚姻的通諭，譴責人工節育；美國“聯邦基督教協進會婚姻家庭委員會”則認爲已婚夫婦使用避孕藥是正當的，符合道德的。“牧師，神父和猶太教教士對美國生活中的非宗教主義表示震驚……有宗教狂熱的人對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似乎經常充斥著的犬儒主義和腐化墮落感到苦惱。”對知識份子來說，宗教擋不住科學的誘惑。自由派新教徒認爲進化論、物理學和心理學與宗教要素並不矛盾，甚至認爲自由主義是維護宗教的積極運動。美國新教現代派自由神學“不主張盲從傳統權威，而堅持從自然、經驗出發並通過科學探究來達到信仰及神學上的確信”。神學的現代傾向引起宗教保守派的注意。兩派衝突時時在宗教年會上爆發，分歧的焦點在於接受《聖經》教義的程度。自由派拒絕承認《聖經》絕對正確。１９２２年，福斯迪克（ＨＡＲＲＹ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ＦＯＳＤＩＣＫ １８７８—１９６９）一篇佈道引起大爭議，保守派斥之爲異端，自由派則爲他辯護。長老會現代派和原教旨派在許多問題上發生衝突，這種因上帝權威而起的衝突也進入其他教派。在反對進化論進入課堂方面，原教旨主義獲得廣泛支援。１９２５年，田納西州通過法律，否定上帝造人，講授進化論的公立學校老師一律定爲刑事犯罪。
大蕭條時期的美國人飽受經濟苦難，各教會開始關心財富分配之類的社會問題。在這方面，聯邦基督教協進會的表現猶爲突出。１９３１年美國猶太教教士中央聯合會出臺“社會正義綱領”，這份綱領日後稱爲“哥倫布綱領”（１９３７年美國猶太教改革派中央會議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召開），其意義在於“將不信教的或現世主義的猶太人統統視爲猶太大家庭中的成員”。同年，美國天主教也討論了經濟問題，同時提到“工人社會關係的相應改善和在企業運作中的共同治理”。
在所有社會問題中，基督教徒在戰爭中的表現最引起爭議。一些神學思想家爲戰爭所困擾，開始譴責基督教自由派的樂觀主義。美國新正統神學以“基督教現實主義”爲標誌，形成於三十年代；其代表人物尼布林（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１９３２年發表的《講道德的人和無道德的社會》一書爲該派神學宣言。尼認爲上帝天國的思想是烏托邦。“現代文明並不需要那寄情於過去，回避或無法解答急迫的現實問題之宗教。”戰後，美國的基督教思想還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宇宙人生的無意義感充斥基督教存在主義神學，代表人物爲蒂裏希（ＰＡＵＬ ＴＩＬＬＩＣＨ），他的著作《根基的動搖》(１９４８）和《存在的勇氣》（１９５２）都很有影響。美國天主教自由派對羅馬教廷幹預世界政治，對教皇在美國的代言人幹預教徒的節育觀和電影審查制度甚爲煩惱，保守派和進步派天主教之間的鬥爭焦點最突出的是節育問題和道德權威問題，這些對日後的美國文化戰爭都有影響。
四
六十年代美國社會文化的道德問題是史學家和人文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是爭論不休的問題。六十年代也是美國民權運動、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美國各大宗教對此不會漠視，各陣營裏的歧見也由自己的宗教信仰所出。１９６５年“梵二會議”之後，進步派主導美國天主教。二戰後，主張改革的猶太教進步派也開始控制大局。不過，無論一教內部紛爭如何，其意識形態裂變都沒有教與教之間意識形態裂變來的大。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之間在世界觀和社會經濟方面仍然有很大差異。他們在政治傾向和民主觀念上的差異也源於宗教傳統。宗教信仰也影響著他們的道德觀，如對墮胎人權等問題的爭議，根子都在宗教信仰上。美國傳統信仰內部的衝突已經超過神學和教會的範疇，已經進入大衆生活的各個領域。然而，世俗文化的兩個不同導向卻仍是以神學傳統爲基礎的宗教提供的，三大教教徒對世俗文化的態度都不出其右，比如對待性和色情的兩種態度。在美國，不同信仰的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爲美國人相信有所謂“共同利益”。美國人認爲自己的同胞都相信上帝，都關心舊約規定的道德。各大宗教進步派保守派之間的界線五十年代時就已經分明，“宗教內部的體制衝突也形成了”。新教有基本教義派和福音派之分，主流派和自由派之分；猶太教也有正統派和改革派之分；天主教甚至分裂出“對立的政治聯盟”。現代主義思潮這一時期趁虛而入，也影響了三大宗教的神學思想，新的宗教神學思想進而影響普通教徒對墮胎、飲酒、兩性關係等問題的看法。美國人在隨後幾十年裏“宗教忠誠”的減退跟現代派各種思潮有直接關係。到八十年代，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對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槍支管理、種族通婚、社會福利等看法沒有明顯差異，這與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的經濟社會地位提高有關係。此外，文化多元主義在美國的擴張也起了作用。“１９６５年的移民潮打亂了美國種族的構成。”多元主義在美國的擴張，使美國存在甚久的“猶太—基督共識”式微。東方的宗教信仰在美國開始顯現規模。１９８８年，美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超過四百萬，成爲第八大宗教派別。到１９９０年，美國的印度教徒達七十五萬人。“新的分裂是從道德真理根源分歧中浮現出來的。”並且裂變不止發生在三大教之間，而且發生在同一信仰內部。美國的所謂文化戰爭就此展開。各派莫衷一是。
“由於美國社會是由許多種族，民族，宗教和地域團體等組成的複雜拼合體，而且歷史短暫，沒有時間從容消化差異因素，因此其主流文化一方面容忍各種差異存在，使不同社會團體都有生存和活動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卻堅持維護社會統一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任何對基本一致性的威脅，都將受到美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堅決反擊。”要想瞭解當代美國文化衝突的深度及其歷史意義，當然要瞭解美國大衆對生活的態度；但是，美國的大衆的生活態度是各大教派的教徒精英們提供的，因此根子要到宗教信仰上去找。美國人民生活中的法律條文不是直接源自聖經，就是受到它的影響。早在１７８１年通過的“聯邦條款”上就存在這樣的文字：“有鑒於萬能上蒼之主的恩准，我們在此國會中所代表的各州立法機構，謹此認可並授權批准上述聯邦與永久性聯盟協定。”美國人甚至相信自由企業的制度在聖經裏都說的很清楚。“基督的本質就是美國的本質。”“美國是建立在基督的原則之上的。”“美國是建立在聖經的原則上的，這些原則都在聖經裏面。”雖然這些話出自不同人之口，但表達的意思都是宗教對美國文化構成的重要意義。美國的開國元勳都認爲政府要以上帝爲基礎，政府之上的權威是上帝。傑弗遜在１７７４年發表的《英屬美利堅權利概觀》中寫道：“懇請俯允……傾吐國王陛下在美利堅的臣民的一致的不滿，這些不滿是帝國立法機關對上帝以及法律平等地獨立地賦予一切人的權利的……侵犯和篡奪所引起的。”美國人強調資本主義符合宗教真理。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論述資本主義精神時舉佛蘭克林作例子，他說“佛蘭克林所有的道德觀念都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誠實有用，因爲誠實能帶來信譽；守時，勤奮，節儉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佛蘭克林把他之得知美德的功用歸因於一種旨在引導他走正路的神的啓示。”不願把美國的起源歸因上帝的只有“進步派”，比如最近出版回憶錄的小阿瑟·施萊辛格就認爲世俗性是美國社會的主要特徵。他強調美國是“同語言，同文化”構成的國家，多元文化主義會瓦解美國民主的基石。美國文化戰爭硝煙不止，正是因爲有上述歷史根源和不同意見。（稿件來源：《博覽群書》）
潘小松（2001-10-18／貓言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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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個講究實效和功利的國家，然而，美國人卻把“我們相信上帝”（ＩＮ ＧＯＤ ＷＥ ＴＲＵＳＴ）印在鈔票上。我們中國人恐怕不太理會這四個單詞對美國人來說意味著什麽。正像許多學者在關注美國的多元文化之爭，卻不理會這場“文化戰爭”到底是什麽引起的。因爲處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環境裏，我們對美國文化戰爭的觀察視角很容易偏差。比如，我們很容易從自己特別關心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張力去理解美國的多元文化之爭。其實，美國近年的“文化戰爭”根子還要到美國人的宗教信仰上去找。假如說美國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上的國度不免褊狹，那至少可以說美國是建立在聖經文化上的國家。儘管晚近幾十年美國宗教信仰成分越來越複雜，但美國的主流宗教信仰仍圍繞的是《聖經》的基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美國文化的主流多元之爭首先是從美國社會這三大信仰內部開始的。所謂保守派、進步派表面看世俗政治色彩很濃，其實還是先從宗教信仰內部分裂出來的，這樣的理解在美國並不新鮮，但在中國就不僅需要向不從事美國文化研究的人們強調，而且需要在學術討論時強調。
一
“最能代表美國的特性的，莫過於美國宗教生活的極端多樣性。”美國宗教上的多元現象從殖民地時代就開始了，歐洲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每一個教派幾乎都在美國安了新家。新教信仰和文化內部一開始就有分歧。早在第一批移民到達新大陸之前一百年，歐洲的宗教改革派就開始否認教皇的權威。然而，激進的新教徒仍嫌路德派神學保守，他們強調個人的宗教經歷。在保守的路德派和激進的浸禮派之間産生了加爾文派。加爾文派的基本教義強調上帝的統治權。雖然人類擺脫不了原罪，但仁慈的上帝還是決心拯救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上帝的選民”。美國人自認是“上帝的選民”，根子在這裏。加爾文派之強調勤奮節儉迎合了新生的資本主義。人們在基督教中找到證據證明上帝贊成買賣行爲認可獲取利潤；這些對新興的中產階級也特別有吸引力。加爾文主義對新教徒深有影響。結果是一方面新教徒力圖擺脫英國國教，另一方面則是“國教”對他們進行迫害，於是遠走他鄉。１６４９年，殖民地時期的馬裏蘭通過一項信仰自由法令宣佈：“任何聲稱信仰耶穌基督的人，在自由地進行宗教活動的時候，都不應當受到幹擾。”馬裏蘭殖民地建立４０年，清教徒、貴格會教徒和其他派別的新教徒人數就超過了天主教徒。１６９２年，馬裏蘭立英國國教爲殖民地宗教，新教徒不信國教的可以做禮拜，天主教徒則沒有這個待遇。馬裏蘭殖民地法律禁止天主教，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新英格蘭地區殖民地多公理教教徒，他們的宗教領袖主張教徒限於上帝的選民，強調自治，堅持按自己的方式禮拜上帝。公理會在殖民地一開始就拒絕接納所有人入會，只有少數人夠資格當上帝的代言人。即便是如此産生的教會，內部分歧也在所難免，比如主張行政權力來自上帝的約翰·溫思羅普和主張民事政府不干涉宗教的羅傑·威廉斯分歧即爲一端。羅傑·威廉斯１６３９年在羅德島組織了一個浸禮會教會。羅德島的浸禮會教友大抵譴責對嬰兒進行洗禮。麻塞諸塞當局得知後於１６４４年立法禁止反對對嬰兒施洗，否則處以流放。紐波特的浸禮會牧師約翰·克拉克１６５１年因違抗當局被嚴罰。哈佛學院院長亨利·鄧斯特也因反對對嬰兒施洗而被迫辭職。１６４７年發源於英國的貴格會教派於１６５６年登陸麻塞諸塞殖民地。這個主張所有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教派不爲清教徒所容。麻塞諸塞當局又是立法禁止，又是對教徒處以刑罰。直到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宗教信仰自由的觀念在英國普及，新大陸殖民地的浸禮會和貴格會才獲得有限的自由。“清教徒的組織機構在外部和內部都在削弱。”紐約地區因爲居民成分較雜，宗教更顯多樣。當今美國人爭論不休的雙語問題，三百年前就被“荷蘭改良新教”提出來了。當時的保守派主張禮拜儀式用荷蘭語，自由派主張用英語。美國建國後宗教上曾經歷所謂“第二次大覺醒”，此後新教內部分歧更大。浸禮會教徒不信任聖公會教徒，公理教教徒不信任長老會教徒，路德派教徒不信任衛理公會教徒。每個宗派與派系都認爲自己對改革的說法是正確的，各派莫衷一是。從文化上講，美國是個基督國家，也就是新教徒國家，但“泛新教”在美國文化中的霸權一開始就遭遇挑戰。
美國立國之後，人們的宗教信仰更加多樣。政治獨立，新移民、平民地位的上升，開拓邊疆的熱情對美國的宗教都有影響。這一時期的美國宗教不僅涉及終極關懷，而且涉及道德品質，政治原則，私有財産觀，婚姻制度觀和奴隸制度觀。美國的獨立戰爭對每個教派都有影響：聖公會被懷疑親英，衛理公會教徒不受歡迎，貴格會等教派的教徒受到嘲諷，長老會處境艱難，公理會的威望受到損害。浸禮會和其他異見教派開始呼籲宗教地位平等。浸禮會，長老會，衛理公會等結成聯盟對付英國國教。１７７６年，舊教會受到財政衝擊（不信國教的人拒絕納英國國教的稅）；有些舊教會的特權（如主持婚禮）則在隨後的幾年裏並未對非國教牧師開放。另外，主張政教分離的提案受到抵制。教徒間對政治持不同看法的典型例子是帕特裏克·亨利和麥迪遜、傑弗遜之爭。享利（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ＮＲＹ ｌ７３６—１７９９）當過律師，１７６５年入選佛吉尼亞議會成爲激進派領導人，提出“天賦人權”、“不自由毋寧死”，他主張將教徒納的稅用於教會和教育。麥迪遜和傑弗遜反對這樣的做法，認爲宗教信仰不應該削弱公民權力。１７９１年１２月頒佈的《美利堅合衆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最早加入聯邦的幾個州都曾立法規定天主教徒、猶太教徒、“上帝一位論”的信徒或無神論者不得擔任公職。此類條款一一廢除用了幾十年。獨立革命後的美國人不再聽從昔日的英國宗教領袖統治。１７８４年，衛理公會宣佈成立“美以美會”。１７８７年後，美國有了聖公會全國組織。各教會在組織機構方面取得進展的同時，在十八世紀末也面臨懷疑論和自然神論的挑戰。托馬斯·潘恩的《理性的年代》就是１７９４年發表的。哈佛大學的學生受法國革命的影響普遍成爲懷疑論者，類似情形還發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等名校。所謂“第二次覺醒”就是虔誠的教徒們爲了復興宗教而熱誠掀起的“反措施”運動。１８０５年，哈佛大學聘自由派亨利·韋爾當神學教授，遭到保守派的白眼，他們爲了保證牧師“搖籃”的純潔，成立了自己的神學院。宗教上的自由派有些代表人物日後成爲美國“文藝復興”的發起人，如主張理性地對待《聖經》的錢寧（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ＬＥＲＹ ＣＨＡＮＮＩＮＧ）、愛默生和帕克（ＴＨＯＥＤＯＲＥ ＰＡＲＫＥＲ）等。
“當代（美國）的文化戰爭是從百年之久的宗教張力之中發展出來的——通過美國宗教多元主義的擴張與重組。”１８３０年以後，天主教和猶太教移民的湧入便使宗教信仰不再平衡。天主教和猶太教移民強調自己的傳統文化，顯示出“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特徵，還注意信仰的神學和宗教特色。新教徒於是呼籲警惕羅馬的威脅，與此同時還設立講壇，印刷書籍攻擊天主教。新教和天主教的衝突在政治領域也有表現，“有人試圖以傳播很廣的反天主教和反移民偏見爲基礎來組織政黨，結果……出現了一些本土主義黨”。隨著多元主義的擴張，美國人最終接受美國文化是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相互影響的産物的說法。“聖經一神論”成了美國文化的粘合劑。美國宗教文化的多元主義沒跑出聖經的範圍，只不過不再是新教一統天下罷了。
二
１８４７年，美國一位福音佈道人宣稱“清教主義，新教主義和真正的美國主義（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只是一套原則的不同說法”。這位福音佈道人所謂“美國主義”指的是最早到新大陸的那批清教徒的後裔；他的話給“美國公民”這個概念增添了種族色彩，此前人們對這個概念並沒有很明確的界限。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愛爾蘭移民到來之前，新教徒的認同意識也不十分明顯；天主教愛爾蘭的大批移民到達後，新教徒的認同意識增強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意識也增強了；當然，世俗文化在這裏也起了作用。新教徒越發認爲只有他們是真正的美國人。不同于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意識使新教白人後裔培養了一種“非我族類”的感覺。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族類（ＥＴＨＮＩＣ）衝突發生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彼時正是移民潮的高峰。１８５０年前後的移民人口占此前美國總人口的１２％，創歷史記錄。１８６０年，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半數居民是國外出生的。當時的第三大城市巴爾第摩被分成２０個區域，其中只有一個區域原住白人占多數，有五個區域移民占多數。五十年代初愛爾蘭和德國移民大部分住在大城市，相對來講仍是“鄉村”的美國憂心忡忡，對城市出現的犯罪問題也頗不滿。新教徒認爲移民給他們的國家帶來了威脅。移民迅速增加使宗教保守派感覺政治社會變得不穩定，新來的人口也很難融入主流文化。與此同時，各教會進步派宗教領袖終於明白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所産生的問題和從前的問題不一樣，當代人類的苦難是社會經濟體製造成的，與原罪和道德無關。新教的所謂“社會福音運動”就是使基督神學與科學相調和。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天主教會的教階組織的自由派和進步派主教主張讓美國天主教徒融入現代美國社會主流，倡導美國精神，極力擺脫羅馬天主教的東西。這些“進步派”人士希望新移民儘快完成“美國化”。在理論上，他們主張“進化論”和“創世論”不相矛盾。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猶太教的進步主義者也主張與美國式的生活價值觀調和。他們也主張用現代人的眼光解釋猶太教的教義。與進步派相對應的永遠有保守派。新教正統派認爲進步派是離經叛道。１８６６年以後美國出現數十個聖經會，出版衆多期刊書籍爲正統辯護。爲了遏止“進化論”的影響，１９２１—１９２９年，美國各州立法部門審議過三十七件反進化論的法案。天主教正統派主要是從否定教皇世俗權力角度攻擊進步派的。梵蒂岡斥責“美國精神”與歐洲天主教現代主義沆瀣一氣。１９０８年，進步派刊物《紐約評論》因遭到羅馬批評而停刊。猶太教正統派堅持傳統的禮儀和教諭，堅持《聖經》和猶太教法典的權威。１８８６年後，正統派在紐約等地成立猶太神學院、美國猶太教士大會、美國聯合猶太教會，掀起猶太教的保守運動。美國三大宗教內部進步派保守派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沒有徹底解決。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新教徒對移民的敵視達到高峰。他們認爲東歐和南歐來的新移民在種族上劣於西歐和北歐來的“老移民”。１９２４年美國政府限制移民的法案就是在這種種族主義的背景下産生的。此外，新移民跟老移民爭就業機會也是原因。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現的３Ｋ黨是推行美國本土主義最得力的組織，該組織希望團結新教徒以維護他們的霸權。一次大戰後，新教徒白人中產階級失去了維護新教傳統的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北方上流社會新教徒後裔於是“退隱”；背叛自己族類的年輕知識份子也不再願當傳統文化的衛道士，有的甚至走向反面。三四十年代，美國還採取措施加快移民的同化過程。東南歐移民中產階級隊伍逐漸擴大，得到美國主流文化社會的部分承認。此時美國族類衝突也漸漸讓位於階級衝突，大衆傳媒的普及又削弱了族類色彩較濃的宗教儀式和文化活動（劇場、沙龍等場所的活動），英語也開始被更廣泛地使用。三十年代末期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福利和勞工政策使推行“新政”的人贏得北方黑人廣泛支援。美國人沾沾自喜於“普救主義”（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暫時把“瓦斯普主義”（ＷＡＳＰＩＳＭ即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價值觀）放在一邊。
三
二十世紀出現的許多事情都使美國宗教徒們感到困惑，甚至對社會改革運動産生懷疑，比如氫彈和生物武器的研製，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等。二十世紀文明危機是否道德危機之類的問題於是被提出。然而，宗教已不再能給答案了，美國人不再相信神權的道德標準，認爲虔誠人士對毒品和婚前性行爲過分憂心，對種族歧視和戰爭之類的大問題則關心不夠。從二十年代開始，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衛道士們就對報刊上討論的青年反叛問題不以爲然，認爲婦女的開放服飾是激進主義的表現，吸煙喝酒就更不能讓人忍受了。自由派的意見則認爲二十年代的道德反叛是婦女解放的新篇章。宗教領袖在道德問題上意見分歧嚴重。１９３１年，天主教廷頒佈關於基督徒婚姻的通諭，譴責人工節育；美國“聯邦基督教協進會婚姻家庭委員會”則認爲已婚夫婦使用避孕藥是正當的，符合道德的。“牧師，神父和猶太教教士對美國生活中的非宗教主義表示震驚……有宗教狂熱的人對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似乎經常充斥著的犬儒主義和腐化墮落感到苦惱。”對知識份子來說，宗教擋不住科學的誘惑。自由派新教徒認爲進化論、物理學和心理學與宗教要素並不矛盾，甚至認爲自由主義是維護宗教的積極運動。美國新教現代派自由神學“不主張盲從傳統權威，而堅持從自然、經驗出發並通過科學探究來達到信仰及神學上的確信”。神學的現代傾向引起宗教保守派的注意。兩派衝突時時在宗教年會上爆發，分歧的焦點在於接受《聖經》教義的程度。自由派拒絕承認《聖經》絕對正確。１９２２年，福斯迪克（ＨＡＲＲＹ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ＦＯＳＤＩＣＫ １８７８—１９６９）一篇佈道引起大爭議，保守派斥之爲異端，自由派則爲他辯護。長老會現代派和原教旨派在許多問題上發生衝突，這種因上帝權威而起的衝突也進入其他教派。在反對進化論進入課堂方面，原教旨主義獲得廣泛支援。１９２５年，田納西州通過法律，否定上帝造人，講授進化論的公立學校老師一律定爲刑事犯罪。
大蕭條時期的美國人飽受經濟苦難，各教會開始關心財富分配之類的社會問題。在這方面，聯邦基督教協進會的表現猶爲突出。１９３１年美國猶太教教士中央聯合會出臺“社會正義綱領”，這份綱領日後稱爲“哥倫布綱領”（１９３７年美國猶太教改革派中央會議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召開），其意義在於“將不信教的或現世主義的猶太人統統視爲猶太大家庭中的成員”。同年，美國天主教也討論了經濟問題，同時提到“工人社會關係的相應改善和在企業運作中的共同治理”。
在所有社會問題中，基督教徒在戰爭中的表現最引起爭議。一些神學思想家爲戰爭所困擾，開始譴責基督教自由派的樂觀主義。美國新正統神學以“基督教現實主義”爲標誌，形成於三十年代；其代表人物尼布林（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ＮＩＥＢＵＨＲ）１９３２年發表的《講道德的人和無道德的社會》一書爲該派神學宣言。尼認爲上帝天國的思想是烏托邦。“現代文明並不需要那寄情於過去，回避或無法解答急迫的現實問題之宗教。”戰後，美國的基督教思想還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宇宙人生的無意義感充斥基督教存在主義神學，代表人物爲蒂裏希（ＰＡＵＬ ＴＩＬＬＩＣＨ），他的著作《根基的動搖》(１９４８）和《存在的勇氣》（１９５２）都很有影響。美國天主教自由派對羅馬教廷幹預世界政治，對教皇在美國的代言人幹預教徒的節育觀和電影審查制度甚爲煩惱，保守派和進步派天主教之間的鬥爭焦點最突出的是節育問題和道德權威問題，這些對日後的美國文化戰爭都有影響。
四
六十年代美國社會文化的道德問題是史學家和人文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是爭論不休的問題。六十年代也是美國民權運動、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美國各大宗教對此不會漠視，各陣營裏的歧見也由自己的宗教信仰所出。１９６５年“梵二會議”之後，進步派主導美國天主教。二戰後，主張改革的猶太教進步派也開始控制大局。不過，無論一教內部紛爭如何，其意識形態裂變都沒有教與教之間意識形態裂變來的大。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之間在世界觀和社會經濟方面仍然有很大差異。他們在政治傾向和民主觀念上的差異也源於宗教傳統。宗教信仰也影響著他們的道德觀，如對墮胎人權等問題的爭議，根子都在宗教信仰上。美國傳統信仰內部的衝突已經超過神學和教會的範疇，已經進入大衆生活的各個領域。然而，世俗文化的兩個不同導向卻仍是以神學傳統爲基礎的宗教提供的，三大教教徒對世俗文化的態度都不出其右，比如對待性和色情的兩種態度。在美國，不同信仰的人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爲美國人相信有所謂“共同利益”。美國人認爲自己的同胞都相信上帝，都關心舊約規定的道德。各大宗教進步派保守派之間的界線五十年代時就已經分明，“宗教內部的體制衝突也形成了”。新教有基本教義派和福音派之分，主流派和自由派之分；猶太教也有正統派和改革派之分；天主教甚至分裂出“對立的政治聯盟”。現代主義思潮這一時期趁虛而入，也影響了三大宗教的神學思想，新的宗教神學思想進而影響普通教徒對墮胎、飲酒、兩性關係等問題的看法。美國人在隨後幾十年裏“宗教忠誠”的減退跟現代派各種思潮有直接關係。到八十年代，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對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槍支管理、種族通婚、社會福利等看法沒有明顯差異，這與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的經濟社會地位提高有關係。此外，文化多元主義在美國的擴張也起了作用。“１９６５年的移民潮打亂了美國種族的構成。”多元主義在美國的擴張，使美國存在甚久的“猶太—基督共識”式微。東方的宗教信仰在美國開始顯現規模。１９８８年，美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超過四百萬，成爲第八大宗教派別。到１９９０年，美國的印度教徒達七十五萬人。“新的分裂是從道德真理根源分歧中浮現出來的。”並且裂變不止發生在三大教之間，而且發生在同一信仰內部。美國的所謂文化戰爭就此展開。各派莫衷一是。
“由於美國社會是由許多種族，民族，宗教和地域團體等組成的複雜拼合體，而且歷史短暫，沒有時間從容消化差異因素，因此其主流文化一方面容忍各種差異存在，使不同社會團體都有生存和活動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卻堅持維護社會統一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任何對基本一致性的威脅，都將受到美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堅決反擊。”要想瞭解當代美國文化衝突的深度及其歷史意義，當然要瞭解美國大衆對生活的態度；但是，美國的大衆的生活態度是各大教派的教徒精英們提供的，因此根子要到宗教信仰上去找。美國人民生活中的法律條文不是直接源自聖經，就是受到它的影響。早在１７８１年通過的“聯邦條款”上就存在這樣的文字：“有鑒於萬能上蒼之主的恩准，我們在此國會中所代表的各州立法機構，謹此認可並授權批准上述聯邦與永久性聯盟協定。”美國人甚至相信自由企業的制度在聖經裏都說的很清楚。“基督的本質就是美國的本質。”“美國是建立在基督的原則之上的。”“美國是建立在聖經的原則上的，這些原則都在聖經裏面。”雖然這些話出自不同人之口，但表達的意思都是宗教對美國文化構成的重要意義。美國的開國元勳都認爲政府要以上帝爲基礎，政府之上的權威是上帝。傑弗遜在１７７４年發表的《英屬美利堅權利概觀》中寫道：“懇請俯允……傾吐國王陛下在美利堅的臣民的一致的不滿，這些不滿是帝國立法機關對上帝以及法律平等地獨立地賦予一切人的權利的……侵犯和篡奪所引起的。”美國人強調資本主義符合宗教真理。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論述資本主義精神時舉佛蘭克林作例子，他說“佛蘭克林所有的道德觀念都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誠實有用，因爲誠實能帶來信譽；守時，勤奮，節儉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佛蘭克林把他之得知美德的功用歸因於一種旨在引導他走正路的神的啓示。”不願把美國的起源歸因上帝的只有“進步派”，比如最近出版回憶錄的小阿瑟·施萊辛格就認爲世俗性是美國社會的主要特徵。他強調美國是“同語言，同文化”構成的國家，多元文化主義會瓦解美國民主的基石。美國文化戰爭硝煙不止，正是因爲有上述歷史根源和不同意見。（稿件來源：《博覽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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