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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的工會
迦納（Smarajit Jana）說服貧窮又易遭受傷害的性工作者，讓她們如同其他勞工一般組織起來，而從中找到了大幅減低愛滋病傳染的方法。
撰文╱穆克紀 ( Madhusree Mukerjee )
翻譯／金翠庭
迦納（Smarajit Jana）：團結力量大
■他是印度德里的公共衛生學家，建立了印度的索納加奇計畫，使性工作者形成組織來確保她們會使用保險套。
■他的最愛：職業醫學，因為這種包含科學、政治與經濟的組合很吸引他。
■他對妓女說：「我出售服務，你們也是如此。」這令她們覺得被賦予了社會上和道德上的力量。
空中瀰漫著尿臭味，我臉色蒼白，蹣跚地沿著漆黑又不平的階梯爬上頂樓，那看起來像是有人用磚塊、石棉和塑膠在屋頂上蓋出來的破房子。一束光線從街燈穿過細竹欄杆，照在一個穿著亮白色印度傳統長袍的人身上。她蹲在屋頂邊緣光禿的磚地板上，一手拿著鏡子，另一隻手拿著唇膏，正利用那束光線化妝。妓院的年長女性，並不期待有客人上門，這時擠進這間窄屋子中，對我講述她們的故事。艾德希卡里（Pushpa Adhikari）是一位眼神哀傷的老婆婆，她在九歲時被賣入火坑：「我在這地獄中度過了我的一生。」其他的人也一起抗議說，惡棍們過去都以強姦和謀殺，使妓院每夜都籠罩在恐懼之中，然而現在妓女們已經團結在一起，流氓便不敢靠近了。一名婦女更正說：「這裡過去是地獄，現在則是天堂。」艾德希卡里也點了點頭。
將妓院從恐懼中釋放，僅是索納加奇計畫（Sonagachi project）無心插柳的效益之一，這個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防治計畫是以加爾各答最早出現紅燈區的索納加奇來命名。因為農村的貧窮，迫使百萬印度男人移居都市尋求生計，他們造訪妓院，並感染愛滋病病毒後，帶回家中傳染給他們的妻子。卡車司機也將病毒沿著主要高速公路傳染給妓女們。印度已經至少有500萬名愛滋病例，全世界中僅次於南非。但是印度太貧窮，而且衛生基礎設施極為不足，因而無法靠藥物來解決問題。唯有妓女們不再感染和傳播病毒，才得以抑制愛滋病的流行。公共衛生科學家迦納找到了一個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
他解釋說：「我強烈地相信一個計畫若要成功，參與者必須將計畫的目標當成他們自己的目標。」於是他讓性工作者自行執行HIV計畫。迦納說服性工作者組成團體，這個團體不斷成長，現在已經有六萬名成員，成員保證自己都會使用保險套。這計畫提供銀行貸款、兒童教育、成人識字課程、生育保健以及便宜的保險套。這些措施實際上也消除了地方上買賣婦女的行為。最好的是，這項計畫使得HIV在索納加奇的妓女之中的感染率降低至5%（孟買的妓院中則是60%）﹐其他性病則下降為1%。迦納現在在德里的關懷協會（CARE）工作，協助其他的社工人員將HIV預防計畫以類似的方法，轉移給他們所服務的人。這種由社區帶頭的防治工作，是比爾蓋茲夫婦基金會所贊助印度五年共兩億美元的抗愛滋病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53歲的迦納有著一頭膨鬆頭髮，是個隨時面帶微笑且沒有架子的人。他在1970年代就讀位於加爾各答的醫學院。在那裡他組織學生們收集剩餘的藥物，治療貧民窟中的居民。由於印度的醫學院擁有很高的補助，迦納回想道：「因此我們有非常強烈道德感，認為我們有責任回饋社會。」他們展開一些活動，對有害的醫療產品提出訴訟，使得20多種產品因此下架。當迦納將目標放在專精於研究公共衛生上，非以個人開業來賺錢，並且放棄經營在鄉下的診所時，他的父母嚇壞了。
在診所中，迦納觀察到，如果婦女因為收了生育計畫所補助的錢而接受輸卵管結紮，之後她們多半會把所有隨後的健康問題都怪罪到這上頭。因為環境迫使她接受手術，她不但自己怨恨這項計畫，也去影響其他人來反對它。迦納體會到：「短期內，雖然能夠以這樣的強制性做法取得效果；但在長期來說，這計畫註定會失敗。」的確，絕育計畫的努力是失敗了。要達到真正的成功，不只需要知情同意書，還要有發自內心的認同。這意味著首先必須了解要怎麼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
1991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位官員請他就HIV方面調查索納加奇的妓院，迦納便運用了他這項心得。在此之前，迦納在職業醫學上就已經有所發揮。他建立了補償工廠勞工的先例，並保護茶園中的工人免受殺蟲劑的污染。在官員使用了「性工作者」這個名詞之後，迦納才答應世界衛生組織的請求。因為這個概念很吸引他。他在那個地區開了一間診所，當患者終於慢慢上門了，他給予治療並且傾聽她們的話，結果發現妓女的生活都圍繞在孩子上，這讓她們與HIV產生聯繫。迦納反過來向這些婦女解釋，他認為她們只是單純的像工人般賺取生計：「我出售服務，你們也是如此。」對比任何人更藐視自己的妓女來說，這樣的想法令人驚訝。迦納回想道：「許多其他人來問我是否真的這麼說，這是一種逐漸擴散的效應。」獲取適當的自尊心，成為了賦予她們權利的漫長進程中的第一步。
自從那次調查以後，迦納接下來的任務是確保婦女保護自己免於HIV感染。他培訓了幾位性工作者到妓院四處討論HIV病毒，並且分發保險套，同時他也派出研究員隨行記錄一切。他們觀察到如果妓女堅持使用保險套，她的客人就會流失。飢餓在當時是直接的威脅，而愛滋病不是，使這項計畫似乎註定要失敗。迦納表示：「輔導或教育一點也不管用。位於更高社會階層的人，只要提供他們資訊便能使他們行動，對較低階層的人就不是如此了。」
把HIV視為職業傷害給了他解決方法：團體。迦納解釋：「交涉的結果取決於雙方的相對力量。當一個性工作者應付一個客人時，她是弱小的。想要改變力量的平衡，她需要其他性工作者的支持。」
然而只有這樣是不夠的，迦納還必須鬆開那些使不安全的性永遠存在的層層束縛。他以使HIV感染率下降是符合她們的利益的說法，說服了妓院老鴇。為了減少幫派份子的劫掠，他邀請幫派老大（通常是地方上的政治角頭）來參觀這一區，並且得到他們的支持。他遊說警方停止突擊妓院，因為如果妓女失去了一日的收入，就比較不可能堅持使用保險套。他與控制皮條客集團的頭目爭論，他們最後也同意了他的經濟邏輯。最後，因為社會大眾對性工作者的嫌惡，使她們覺得自己一點價值都沒有，也因此較不能保護自己，迦納便幫她們與加爾各答的知識份子面對面，冷靜下來辯論其中的道德問題。當婦女們的自信心增加了，他便退出這個舞台。迦納的最大的成就，便是自己有計畫的淡出。
美國耶魯大學的公共衛生學家麥森解釋說，迦納讓「給予社區民眾權利」納入結構性干涉的範疇之中（在這裡是指迦納的計畫，消減了讓傷害性行為持續的力量）。聯合國的愛滋病工作單位把索納加奇計畫做為「最佳實例」。但是同樣的情形能否在別處發生，則還有待觀察。此時，性工作者的團體正舉行著三個會議，參加的性工作者來自世界各地（也包括美國），希望能學會她們的秘密。當我利用迦納某次造訪加爾各答的期間採訪他時，有上百名婦女在外面耐心等待，每個人都想見他。在她們的眼中，這個下來幫助她們的人，身上帶著現代救主的光圈。
迦納（Smarajit Jana）說服貧窮又易遭受傷害的性工作者，讓她們如同其他勞工一般組織起來，而從中找到了大幅減低愛滋病傳染的方法。
撰文╱穆克紀 ( Madhusree Mukerjee )
翻譯／金翠庭
迦納（Smarajit Jana）：團結力量大
■他是印度德里的公共衛生學家，建立了印度的索納加奇計畫，使性工作者形成組織來確保她們會使用保險套。
■他的最愛：職業醫學，因為這種包含科學、政治與經濟的組合很吸引他。
■他對妓女說：「我出售服務，你們也是如此。」這令她們覺得被賦予了社會上和道德上的力量。
空中瀰漫著尿臭味，我臉色蒼白，蹣跚地沿著漆黑又不平的階梯爬上頂樓，那看起來像是有人用磚塊、石棉和塑膠在屋頂上蓋出來的破房子。一束光線從街燈穿過細竹欄杆，照在一個穿著亮白色印度傳統長袍的人身上。她蹲在屋頂邊緣光禿的磚地板上，一手拿著鏡子，另一隻手拿著唇膏，正利用那束光線化妝。妓院的年長女性，並不期待有客人上門，這時擠進這間窄屋子中，對我講述她們的故事。艾德希卡里（Pushpa Adhikari）是一位眼神哀傷的老婆婆，她在九歲時被賣入火坑：「我在這地獄中度過了我的一生。」其他的人也一起抗議說，惡棍們過去都以強姦和謀殺，使妓院每夜都籠罩在恐懼之中，然而現在妓女們已經團結在一起，流氓便不敢靠近了。一名婦女更正說：「這裡過去是地獄，現在則是天堂。」艾德希卡里也點了點頭。
將妓院從恐懼中釋放，僅是索納加奇計畫（Sonagachi project）無心插柳的效益之一，這個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防治計畫是以加爾各答最早出現紅燈區的索納加奇來命名。因為農村的貧窮，迫使百萬印度男人移居都市尋求生計，他們造訪妓院，並感染愛滋病病毒後，帶回家中傳染給他們的妻子。卡車司機也將病毒沿著主要高速公路傳染給妓女們。印度已經至少有500萬名愛滋病例，全世界中僅次於南非。但是印度太貧窮，而且衛生基礎設施極為不足，因而無法靠藥物來解決問題。唯有妓女們不再感染和傳播病毒，才得以抑制愛滋病的流行。公共衛生科學家迦納找到了一個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
他解釋說：「我強烈地相信一個計畫若要成功，參與者必須將計畫的目標當成他們自己的目標。」於是他讓性工作者自行執行HIV計畫。迦納說服性工作者組成團體，這個團體不斷成長，現在已經有六萬名成員，成員保證自己都會使用保險套。這計畫提供銀行貸款、兒童教育、成人識字課程、生育保健以及便宜的保險套。這些措施實際上也消除了地方上買賣婦女的行為。最好的是，這項計畫使得HIV在索納加奇的妓女之中的感染率降低至5%（孟買的妓院中則是60%）﹐其他性病則下降為1%。迦納現在在德里的關懷協會（CARE）工作，協助其他的社工人員將HIV預防計畫以類似的方法，轉移給他們所服務的人。這種由社區帶頭的防治工作，是比爾蓋茲夫婦基金會所贊助印度五年共兩億美元的抗愛滋病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53歲的迦納有著一頭膨鬆頭髮，是個隨時面帶微笑且沒有架子的人。他在1970年代就讀位於加爾各答的醫學院。在那裡他組織學生們收集剩餘的藥物，治療貧民窟中的居民。由於印度的醫學院擁有很高的補助，迦納回想道：「因此我們有非常強烈道德感，認為我們有責任回饋社會。」他們展開一些活動，對有害的醫療產品提出訴訟，使得20多種產品因此下架。當迦納將目標放在專精於研究公共衛生上，非以個人開業來賺錢，並且放棄經營在鄉下的診所時，他的父母嚇壞了。
在診所中，迦納觀察到，如果婦女因為收了生育計畫所補助的錢而接受輸卵管結紮，之後她們多半會把所有隨後的健康問題都怪罪到這上頭。因為環境迫使她接受手術，她不但自己怨恨這項計畫，也去影響其他人來反對它。迦納體會到：「短期內，雖然能夠以這樣的強制性做法取得效果；但在長期來說，這計畫註定會失敗。」的確，絕育計畫的努力是失敗了。要達到真正的成功，不只需要知情同意書，還要有發自內心的認同。這意味著首先必須了解要怎麼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
1991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位官員請他就HIV方面調查索納加奇的妓院，迦納便運用了他這項心得。在此之前，迦納在職業醫學上就已經有所發揮。他建立了補償工廠勞工的先例，並保護茶園中的工人免受殺蟲劑的污染。在官員使用了「性工作者」這個名詞之後，迦納才答應世界衛生組織的請求。因為這個概念很吸引他。他在那個地區開了一間診所，當患者終於慢慢上門了，他給予治療並且傾聽她們的話，結果發現妓女的生活都圍繞在孩子上，這讓她們與HIV產生聯繫。迦納反過來向這些婦女解釋，他認為她們只是單純的像工人般賺取生計：「我出售服務，你們也是如此。」對比任何人更藐視自己的妓女來說，這樣的想法令人驚訝。迦納回想道：「許多其他人來問我是否真的這麼說，這是一種逐漸擴散的效應。」獲取適當的自尊心，成為了賦予她們權利的漫長進程中的第一步。
自從那次調查以後，迦納接下來的任務是確保婦女保護自己免於HIV感染。他培訓了幾位性工作者到妓院四處討論HIV病毒，並且分發保險套，同時他也派出研究員隨行記錄一切。他們觀察到如果妓女堅持使用保險套，她的客人就會流失。飢餓在當時是直接的威脅，而愛滋病不是，使這項計畫似乎註定要失敗。迦納表示：「輔導或教育一點也不管用。位於更高社會階層的人，只要提供他們資訊便能使他們行動，對較低階層的人就不是如此了。」
把HIV視為職業傷害給了他解決方法：團體。迦納解釋：「交涉的結果取決於雙方的相對力量。當一個性工作者應付一個客人時，她是弱小的。想要改變力量的平衡，她需要其他性工作者的支持。」
然而只有這樣是不夠的，迦納還必須鬆開那些使不安全的性永遠存在的層層束縛。他以使HIV感染率下降是符合她們的利益的說法，說服了妓院老鴇。為了減少幫派份子的劫掠，他邀請幫派老大（通常是地方上的政治角頭）來參觀這一區，並且得到他們的支持。他遊說警方停止突擊妓院，因為如果妓女失去了一日的收入，就比較不可能堅持使用保險套。他與控制皮條客集團的頭目爭論，他們最後也同意了他的經濟邏輯。最後，因為社會大眾對性工作者的嫌惡，使她們覺得自己一點價值都沒有，也因此較不能保護自己，迦納便幫她們與加爾各答的知識份子面對面，冷靜下來辯論其中的道德問題。當婦女們的自信心增加了，他便退出這個舞台。迦納的最大的成就，便是自己有計畫的淡出。
美國耶魯大學的公共衛生學家麥森解釋說，迦納讓「給予社區民眾權利」納入結構性干涉的範疇之中（在這裡是指迦納的計畫，消減了讓傷害性行為持續的力量）。聯合國的愛滋病工作單位把索納加奇計畫做為「最佳實例」。但是同樣的情形能否在別處發生，則還有待觀察。此時，性工作者的團體正舉行著三個會議，參加的性工作者來自世界各地（也包括美國），希望能學會她們的秘密。當我利用迦納某次造訪加爾各答的期間採訪他時，有上百名婦女在外面耐心等待，每個人都想見他。在她們的眼中，這個下來幫助她們的人，身上帶著現代救主的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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